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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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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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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尚书》。针对这种附会、杜撰的说法，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辨伪史、辨伪书的论点。比较突出的，宋代学者欧阳修、郑樵、朱熹、吴棫都对伪古籍或杜撰的古史说法提出怀疑，开始出现疑古风气。明以后，出现王应麟、姚际恒、阎若璩、崔述等人，都有辨伪、考信的著作。其中，崔述著《考信录》，其古史考辨工作对顾颉刚有特别重要的影响。顾氏讲，“古史辨派”的工作，是远绍郑樵、姚际恒、崔述的工作。而崔述的影响最为直接、巨大，故顾氏在《崔东壁遗书序》中又明确说：“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
崔述生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与乾嘉时期其他几位重要史学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章学诚是同时代人，但治学路数与他们都不相同。崔述所致力的是上古史范围，上起远古传说时代，下至春秋、战国。他对古史记载采取审查态度，不盲目相信，而要“考而后信”。他以毕生精力著成《考信录》，此书的命名，即明确揭示出要实践司马迁的名言。他以儒家经书为标准，对于战国秦汉以后关于上古历史的各种说法，一概要细加考查，立志要廓清其中的大量附会和谬误。崔述不仅考辨具体历史问题，而且能上升到理论，书前写了《考信录提要》，总结其研究方法，并和盘托出。这在传统史家中也是罕见的，齐思和先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崔述的著作“是对于古代史料第一次的彻底批判，是对于传说神话第一次的大扫除。他的《考信录提要》，自标界说，……是清代第一部讲史学方法的书”。（注：齐思和：《中国史探研·晚清史学的发展》。）
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提出他的古史学说，其核心观点是：
（一）先秦典籍记载的上古史与后人说法不同，比较可信。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以及《论语》、《孟子》讲上古史，只讲到尧、舜。“《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于尧、舜”。“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炎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即是说，这些记载夸大的成份还比较少。
（二）战国至秦、汉，《国语》、《大戴礼记》及杨朱、墨子等学派的言论，“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于是造成对上古史的说法矛盾混乱、荒远无徵。司马迁则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他整齐百家杂语，“考信于六艺”，叙述历史断从黄帝起，删掉“其言不雅驯”。司马迁明确不从伏羲、神农讲起，他摒弃了战国时人的一些附会说法。
（三）从三国谯周《古史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至燧人、包犧”。以后的河图、洛书、《皇王大纪》等，则甚至“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崔述称之为：“邪说波词杂陈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注：以上均见《考信录提要下》，《补上古考信录提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仔细研究崔述这些论点，可以明白：第一，他所清理的古史体系分为三段：“三代”是可信的阶段；尧、舜或上溯到黄帝，是比较可信的传说阶段；再往上，则后人附会更甚，更加荒诞不可徵信。切切不可认为是确实存在的历史，否则便上了附会妄造者的当。第二，旧的古史体系的造成，越到战国以后，离儒家经典越远，附会越多，杜撰越厉害。
崔述这一番仔细深入的整理、考辨工作，对于探索可信的古史体系，无疑是有很大贡献的。我们对照顾颉刚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中的要点：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就可以确信，顾氏的古史辨伪学说的基本观点，正是崔述《考信录提要》中主要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古史辨派”学术思潮的兴起，其根乃深深扎在传统学术的土壤之中。无怪乎顾颉刚在形成自己的古史辨伪思想过程中，曾一再地表明他是自觉地继续崔述所做的工作。顾氏于1921年开始校点《崔东壁遗书》后，即在致友人信中说：“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密的著作”。（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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