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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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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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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81年版。 ）顾氏又表示他决心发扬崔述的治史方法，认为“他把难的地方已经做过一番功夫，教我们知道各种传说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难。”（注：《论史例书》，《古史辩》第1册。）至1926年初《古史辩》第一册出版时， 顾颉刚又在《自序》中坦诚地承认：“我弄了儿时的辨伪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辩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宏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崔述著作在百年中的遭遇足以发人深思。崔述的学说，不惟在他生前不被人知，在他卒后长达百年时间也消沉无闻。这是因为，当时的风尚，除了讲理学、求科举外，在考据范围内，则是讲求如何恪守汉儒的经注。而崔述所做的，却是要推翻战国以后经传、笺注对古史的附会与假托，这对当时读书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崔述生前在给友人信中曾感慨说，当地除有一二人看过他的著作外，别人“非惟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崔述逝世前，《考信录》已经完成，但因穷困而无法刊行，在他卒后8年之中， 才由他的学生陈履和在浙江东阳费尽了心力才陆续刊刻出来。此后，中国重视崔述学说的只有张维屏一人，在《国朝诗人徵略二编》中对崔述“每事必究其原，每书必核其实”加以称许，但未引起回音。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崔述的著作一直无人知晓。到了本世纪初情形迥然而异，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读到《东壁遗书》而大为赞赏，他将全书校订标点，于1903年列入日本史学会丛书出版。又撰写《考信录解题》一文，在日本《史学杂志》发表，给以高度评价。此后，经过中国学者刘师培，将这些信息传递到国内，至1920年，遂引起顾颉刚及胡适、钱玄同、洪业等人极大的研究兴趣。从崔述到顾颉刚这一段曲折的学术历程恰好说明：崔述学说作为传统学术中具有近代因素的一种成果，只有等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近代化正式展开之后，才会引起像顾颉刚这样的学者的重视，加以利用、改造，继续其古史考辨的工作。
二“五四”时期中西学术交融出现高潮的产物
“古史辨派”的兴起，又是“五四”时期西方新思想迅猛传入，中西学术交融出现高潮的产物。
1916年至1920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本科学习，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形成了时代的狂飚。而从学术观点言，五四时期正是西方科学理论和方法强劲传入的时期，因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达到新阶段。在此之前，以1840年为标志，中国史学已经出现了反映救亡图强的时代要求和开始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以此划分为近代史学的起点，但那时还谈不到吸收和运用西方新学理。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以进化论传播为中心内容，是西方近代学理第一次集中的输入，其直接影响，为梁启超《新史学》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撰成，以此标志着史学近代化的正式展开。至此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新学理的输入已推进到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阶段。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学成归国，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钱玄同、胡适等人即是其中最为出色者，他们原本学有根抵，眼光敏锐，将西方新的学说和科学方法带回中国，并针对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病根，发动了一场声势巨大的思想革命，西方学理的传播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二十世纪中西学术交融由此达到了新的飞跃。
历史的机缘恰恰把顾颉刚置身于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思想、学术潮流的中心地。就在北大这个五四运动的大本营，他的古史辨伪学说迅速的孕育、成长。当时，他直接处在几位传播新思想、新学术的出色人物影响之下，他们是：任北大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开创新风气的蔡元培，主编《新青年》并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以西方学理治中国哲学史、勇于“截断众流”的胡适，激烈地批判旧传统的钱玄同，发起创办《新潮》杂志、与《新青年》相呼应、大力鼓动新思潮的傅斯年。前四位都是顾的师长，傅斯年则是同住一室、经常切磋学问的好友。
顾颉刚本来具有对新思想、新知识感觉敏锐并接受的特点，现在，处在时代风气熏陶和新思潮鼓荡之下，对于接受新学理，运用它来研究中国学问的认识，迅速达到难能可贵的高度。突出表现在他为《新潮》撰写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注：此文系1919年顾颉刚为《新潮》“思想问题专号”而作，因这一期专号未能出刊，故当时未发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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