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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

时间:2009-7-24 13:50:18  来源:不详
。后于1984年发表于《中国哲学》第11辑。)一文,表明他十分敏锐和准确地把握住中西学术交融这一时代主题,并以此作为自己治学的方向。他以亲身的观察感受概括出深刻的道理:近代学术的成就固然是由学习外国所得,但同时也是对传统学术有选择地继承、发展的结果:“吾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思想界是易旧为新时期,是用欧变华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在三十年中,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于外国来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国原有的学问上——‘朴学’、‘史学’、‘经济’、‘今文学’——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向走去。”并强调说,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运动,中国原有的学问,即“朴学”、“今文学”等等,亦包含着新的因素,“假使中国从前的学问不是如此,则欧化进来以后,精神上的迎拒、事实上的表见,决不与今日相同是可决的。”

  正是由于顾颉刚把他深刻认识到的“中西学术交融”这一学术发展的时代主旋律,自觉地贯彻到研究工作中,因而发挥出很大的创造性。1923年,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注:见《古史辨》第1册。)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 引起一场古史大辩论。这一学说的要点是:(一),“时代愈后,传统的古史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每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注:《古史辨》第1册,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

  顾颉刚提出的古史辨伪学说,少数思想保守的学者反对,多数进步学者欢迎、支持,纷纷参加进去,成为近代史学上很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中西学术交融”是五四时代学术进步的真谛。掌握这把钥匙,分析顾颉刚如何自觉地继承传统学术成果,同时努力地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二者结合起来,乃是了解顾氏古史辨伪学说形成的途径和评价其价值的关键问题。

  顾颉刚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清代学术及朴学家考证方法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顾氏早年,即因家庭教育和苏州学术风气的影响,对《尚书》、《诗经》等大多数典籍早就熟读。尤其对目录学很熟悉,此后在1915年,下功夫编成一本《清代著述考》。他以《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为底子,又补加了若干家,依学术的派别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依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稿本共有二十册。同时在著述考证外列有五种表(年表;师友表;籍望表;出处表;著述分类表),用来说明清代学者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顾颉刚说,此项工作,“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对于乾嘉学者严密考证的方法尤为佩服:“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29页。)顾颉刚的学术工作, 实际上是把乾嘉严密考证的方法运用到古史辨伪上面。胡适长期借用了《清代著述考》的稿本作为参考,他很欣赏,对顾说:“这三百年来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被你抓住了。”(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第4页。)二是继承、发展了宋代以来辨伪学者的主张。 有关对崔述观点的发展前面已专门作了论列,这里再简要地补充顾氏对其他辨伪学者思想及方法的吸收、运用。他大学毕业后,极重视历史上辨伪学者的著作,通过整理加以表彰。两年多时间内,他先后标点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明代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并编辑《辨伪丛刊》。又整理、辑录宋代郑樵《诗辨妄》,撰写了《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并受郑樵启发研究了《诗经》,写了几篇扫除传笺尘障,考辨《诗经》原貌的论文。再加上受到《考信录》深刻的启发,他下决心自己从事辨伪史。“起初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伪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43页。)顾氏在晚年还作了这样的回顾: “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中的一切偶像。”由此他归结说:“《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第12页。)三是分别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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