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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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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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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 今文学派吸取思想营养。经今古文学派长期互相对立，顾颉刚却能分别从中得到启发，不陷入门户之见。当年，顾氏曾连续冒着雪夜的寒风去听章太炎的国学讲演，“觉得他的话即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佩服极了。认为从此认清了做学问的大路，懂得“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他们的主宰。但对于章太炎固守古文经学的藩篱，不相信金文和甲骨文，则明显持批评态度。”（注：《古史辨》第1册，第23页，25页，26页。）对于今文学派康有为， 顾颉刚十分佩服他勇于疑古的“敏锐的观察力”。读了《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文古史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最早地启发了他产生古史辨伪的动机。但对康有为利用学术作为政治的手段，却极为反感。（注：《古史辩》第1册，第26页，43页。）
传统学术的深厚根抵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他在五四时代思潮中自觉学习、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则使他有了新观念、新思路，因而大大得到提升，站到了学术的前沿。顾氏早年在苏州上过新式高小学堂和中学，使他最初步地接触一些近代科学知识，如矿物分类、化学试验和分析之类。到北大以后，处在时代大潮中，受到《新青年》等报刊中新学理的灌输，尤其获得校长、老师诸多新派人物言论、授课的教育，使他掌握了西方科学方法的要领。《古史辩》第一册序言中即谈到：“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又说：“西方的科学方法传了进来，中国的学者受了他的影响，对于治学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我生当其顷，……能够自觉地承受。”（注：《古史辨》第1册，第94页，77页。 ）他论列了他所认识的科学方法的“基本信条”，又自认为尚是简单而零碎的。这既是自谦，也是实情。诚然，无论何种学科，就基本的方法而言，总是几项大端，而最具决定意义的是观念的转变和方法的自觉运用。
先论观念的转变。五四运动的思想灵魂是提倡“民主”和“科学”，用“理性精神”为最高标准衡量一切，对于与之不相符合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展开猛烈的批判，正像恩格斯形容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思潮的特点时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注：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56页。）正是五四进步思潮所形成的理性精神使顾颉刚受到深刻的熏陶，使他决心以理性的标准审查以往典籍的记载，自觉地担当打破旧偶像的时代责任。当时，他确实多次态度十分鲜明地强调科学理性的精神使他思想得到解放，产生了极大的勇气去批判封建时代的旧传统、旧偶像：“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使得我又欣快，又惊诧，终于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我极为高兴的。”（注：见《古史辨》第1册，第78—79页，第81页。 ）这种理性观念的确立，只拿科学性、合理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之是非的标准，彻底摆脱千百年来禁锢士人头脑的“经典神圣不可违背”一类的旧教条，摆脱种种偶像的束缚，正是五四时期学术近代化推进到新阶段所特具的根本性变化。由于顾颉刚确立了这种科学理性的观念，使他对古史辨伪工作充满了使命感，决心一步一步地清理旧时代儒生对古史所加的杜撰和附会，而不怕辨伪工作的繁重，不怕来自保守派营垒的反对，同时，也对新学到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运用更加自觉而有成效。
次论方法的自觉运用。顾颉刚运用的西方科学方法，概括来说，包括：逻辑的方法；假设求证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顾氏在考入北大本科以前，读过严译《名学浅说》及《天演论》，对于西方逻辑学及进化论学说感到兴趣。在北大哲学系，他听了章士钊讲授《逻辑学》课程。中国传统学术中，有丰富的逻辑学论题和其他思想资料，但未能发展成独立的学科。章士钊早年留学日本，顾颉刚听了他所开设的介绍西方逻辑学原理和方法的课程，颇受启发。在从事古史辨伪研究过程中，顾氏对分析、归纳等逻辑方法的运用和体会是：“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注：《古史辨》第1册，第95页。）顾氏运用西方逻辑学原理来看待乾嘉学术，也对考证学者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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