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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史学的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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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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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序》等等。这套古史学，一直为汉魏隋唐时期的学者所遵信。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这些学者都是信古派。这个时期学术界的主流，就是对西汉传下来的典籍，尤其是对儒家经书进行注释、发挥。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令人叹为观止。
总的来说，汉唐古史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先秦文献与史实的整理和梳理，二是对这些文献和史实的诠释和发挥。其基本方向是对先秦古史学的恢复和发展。
疑古思潮对传统古史学的颠覆
至北宋中叶，汉唐传统古史学的两个方面都受到严重质疑。事实上，几乎在同时，人们也开始怀疑汉唐有关先秦文献和史实的传统观点，最典型的是欧阳修《易童子问》针对《易传》成书、作者等问题提出的种种责难，但这并不是当时疑古思潮的主流。宋代开始的这种疑古思潮，时起时伏，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算是登峰造极了。1923年，《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著名观点。他认为，先秦两汉古书所载古史都是传说，因而他立志推翻这个古史系统，以还原其传说的本来面貌。
近代的疑古思潮可以看作宋代以来疑古传统的继续，但也有不同。或许可以这样说，宋代疑古思潮是有破有立，一方面是打破了汉唐的章句注疏之学，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义理之学，在基本承认汉代学者所建立的古史学的前提下，致力于直接阐释中国早期的思想世界。如果我们说那是对中国早期思想史的重写或重建，恐怕并不为过。而近代的疑古思潮则只破不立，其主流是颠覆唐宋之际有关先秦文献和史实的成说，基本谈不上古史的重建，虽然其意图本来也是先破后立。
“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的重建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古史重建工作几乎与《古史辨》派的兴起同时起步。1917年，王国维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使古书中许多被疑古派视为子虚乌有的记载重新得到证实，开始了古史重建工作。其后，他又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其后古史重建工作的基本原则。
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大量考古资料出土。尤其是七十年代临沂银雀山汉简、定县八角廊汉简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给学术界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而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战国楚简和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更把古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至今方兴未艾。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在不同程度上证伪疑古派的观点，同时也促使古史重建工作一步步走向深入、扎实。肇始于20世纪初叶的这种利用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对传统古史学重新判断的工作，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重要的古史重建活动。如果说前两次古史重建是古史学因传统文献缺失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修复、整理和阐释传统文献，那么第三次是古史学因传统文献被怀疑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以考古材料印证传统文献的可靠性，并在同时纠正和补充一些传统观点，进一步完善古史系统。就第三次古史重建的历史过程而言，我以为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标志着这股学术思潮的确立，而几年前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则标志着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就是说，作为学术主流的疑古思潮已经成为历史。
“释古”及其他
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上述王国维先生对传统古史学以及“信古”、“疑古”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唐宋之际以前的古史学基本上是可靠的，但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套古史学当然也有错误和其他缺陷，甚至所传的古书中也有个别的伪书。因此，全盘相信传统古史学固然是不对的，而根据个别的“伪史”现象去否定整个传统古史学更是错误的。尽管疑古思潮澄清了不少问题，但与此同时却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近代疑古派试图全面推翻传统古史学，其基本价值取向是错误的。基于这种认识，许多学者都想当然地认为，走出疑古时代以后，便进入了所谓“释古”时代，并给予了“释古”说相当高的评价。这是一个误会。
“释古”这个概念是冯友兰提出来的。但学者不察，冯对“释古”的解释前后有很大不同。早在1935年，就在《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和《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两文中提出并阐述了他的“释古”观，将“信古”、“疑古”、“释古”看作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三个派别”、“三个时期，或三个倾向，或是三个看法及态度”。然时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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