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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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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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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考订古史的方法也曾受到过疑古派“剥皮”方法的影响。同时，钱氏本人也是一位以记诵潇博、考订精审而名播学界的学者，他早年的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他与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同仁同样具有大胆的疑辨思想与批判精神。钱穆本人也称自己“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两者分辨，仅在分数上”。（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页。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研治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和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派确有一些相同的见解。
二
钱穆先生与古史辨派在治古史的某些方面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就其总体思想而论，他们的治史主张却又是同不胜异的。我们认为，在20—30年代，钱穆对“五四”以来的疑古派史学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在20年代特别是20年代后期写成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对疑古派正面肯定的居多，对其古史理论与方法抱有相当的赞同。30年代中期以后批评的言论转多，1935年发表的《崔东壁遗书序》可为其代表。而对疑古派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全面而公开批评的，则以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为标志。在书中，钱穆把疑古派的治史主张称之为“极端之怀疑论”，声称“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页。 ）综观钱穆对疑古派治史主张的批评，我们认为他们在治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分歧：
第一，对“疑”与“信”、“破”与“立”的不同理解。
和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样，钱穆同样也主张疑辨，认为“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但是，在对待疑与信、破与立的关系上，他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尽管古史辨派也主张“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为求建设。”（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然而在具体的古史研究实践中，他们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疑破信的原则，主张通过怀疑来达到推翻传统上古史的目的，所以他们常常把疑作为治古史的最高目的，其着眼点在疑不在信，在破不在立。钱穆并不一般地反对疑古，但与古史辨派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怀疑本身并不是目的，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之不能决。他在1933年给《古史辨》第四册所作之序中就明确提出了“怀疑非破信，乃立信”的观点。
信亦有广有狭。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广。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若世之守信者，信其一，拒其余，是非无疑，乃信之狭。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
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钱穆再一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余，立已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后来他把这一主张更精简地表述为“疑之所起，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注：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1958年香港自印本，第140页。）显然，在钱穆看来， 怀疑本身并不是治史的最高鹄的，一味怀疑必然流于破而不能立。他的目的是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以疑破信，推翻古史。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对被疑古派誉为“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的古史观提出了批评。他说崔述“主于尊经而为之考信”，因其不敢破经，故“信之太深”；又因其过分疑古，故“疑之太勇”，指出崔氏之病在于所信之过狭，其弊陷于所疑之过多，故崔氏“所疑未必是，即古说之相传未必非。”（注：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289页。 ）钱穆认为崔东壁这种疑古太甚、辨驳太刻的疑辨思想生前虽不为清儒所重，但到了“五四”时期却为胡适、顾颉刚等人所承继和发展，演变成对一切古典文献的怀疑。他说胡适“于古今人多评骘，少所许，多所否，顾于东壁加推敬，……最为疑古著者曰顾君颉刚……深契东壁之治史而益有进”，（注：《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注：《八十亿双亲·师友杂忆》，第167—168页。）在钱穆看来，这种对古代典籍普遍怀疑的主张对研究古史特别有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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