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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Puzzle-Solving)的新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顾先生尽管在辨伪与考证各方面都前有所承，然而他的'累层构成说'却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其贡献是长远而不可磨灭的。""此说一出，无论当时史观如何不同的人都无法不承认它在史学上所占据的中心位置。"［8］笔者不厌其烦地条举上述意见，意在强调指出下面两个基本事实：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疑古命题，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开辟历史学"新纪元"、造成过"古史革命"、在史坛上占据过"中心位置"而且其贡献又是"长远而不可磨灭"的命题；二、这一命题尽管蕴藏丰富，"是当代史学上绝大的卓识"，但无论是钱玄同、胡适、郭沫若，还是许冠三和余英时，都认为这一命题仅具有"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意义，仅是"文献学上的一个综合的新创造"，或仅是"古史学上的革命"；其中，尽管余英时先生反复强调"层累构成说""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在史学观念上……突破了传统的格局"，并因而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但余先生所指出的"现代史学的观念"，也似乎仅仅局限在"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document）来处理"这一史料学观念。应该说，看到"层累构成说"中孕含着"现代史学的观念"当然是极其深刻的，但把这一观念的内涵仅局限在史料学层面上则有待进一步申论。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层累构成说"中确实蕴藏着所谓"现代史学的观念"的话，那末，这一"观念"也似乎主要体现在顾先生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革命性态度上。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据顾先生自己说包含着以下三个层面上的内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顾于是形成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譬如，"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先生由此得出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知识"性质的结论是："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4］（p59-60）稍后他干脆和盘托出了他的致知取向："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简而言之就是"不立一夏，惟穷流变"。［4］(p273)
顾先生的"层累构成说"的上述三层内容，如果细细辨析一下的话，实际上只包含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上的内容。在抽象层面上，亦即在基本理念层面上，这一"中国古史观"表达了顾先生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特别是其不确定性质的看法；在具体层面上，此一命题才表达了顾先生对有关中国上古史知识本身的见解。而且，"具体"层面上的"层累构成说"，完全可以看作是"抽象"层面上的"层累说"的派生或推论，换句话说，古史上限的"愈后愈长"与古史人物的"愈放愈大"，正是为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所提供的坚实例证。"具体"层面上的"层累说"亦即所谓的"东周以上无史论"我们将作专门论述，这里我们侧重讨论顾先生"层累构成说"的知识论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说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最先奠基人。
认为"实在"的历史或原生形态的历史即使有也不可知，人们所能确知的只是"经验"层面上的"历史"，亦即被记录下来进入史家视野的"历史"，可能就是顾颉刚对历史知识性质所作的设定。用顾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无法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原始的状况、"实在"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4］(p60)他在多种场合反复陈述过他的这种历史本身不可知论："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已经不可知了，可知的只是现在的状况。"［4］(《自序》，p150)"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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