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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来"：缺乏直接的、原始的、可以征信的证据和记录也。"尧"的存在没有"尧"时的记录作证据，"舜"的存在没有"舜"时的记录作证据，"禹"的存在没有"禹"时的记录作证据，甚至连"夏"这个朝代的存在也没有"夏"时的文献作证据，所以，在可信的资料出土之前，与其胶着于他们的"本来面目"如何，不如"退而求其次"，探索他们在载籍上文献上的来历与演化。胡适曾把这种"探索"由以进行的方法与操作程序概括为：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4］(p193)
他还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井田"辨》一文把"井田制"研究变成对"井田论"的"演进史"的研究为例，证明这一方法、程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4］(p59-60)胡适恰切地把顾颉刚这句方法自述的要义概括为："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4］(p192)换句话说，历史研究的任务似乎主要不是探讨"历史"本身，而是追溯关于"历史"的传说、记录和资料的增减变化。譬如，作为上古史专家的顾颉刚的研究重心就不是上古史本身，而是后世文献中的"上古史"。顾在陈述自己的工作打算时，说他"想一部书一部书的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4］(p60)这一打算可以说是对"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工作思路的最好诠释。不独顾颉刚如此，集合在"古史辨"旗帜下的几乎所有学人均如此，只是顾颉刚和胡适对此最为自觉而已。由于将重心移至"古书"中的"古史"，所以对"古书"真伪及其时代的考辨就成为《古史辨》的极其重要的部分，甚至是主要的部分，以至连顾颉刚自己都说，可以把"古史辨"说成是"古书辨"。［11］(《自序》)不独"古史辨"旗帜下的学人如此，"史语所"阵营中的学者也大都这样。这些持经验论知识立场的历史学家们也大都取消了进入"历史本体"的打算，而宁肯停留在对历史记录本身的考订上。傅斯年的"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和"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等主张的提出，可以说就是以这种知识观上的"经验论之实证论"为前提的。这也正是"搁置本体"或"消解本体"的史料考订派所不能不有的治史取向。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尤是这样一个以"搁置"、"消解"历史本体为前提的命题。这一命题实际上所欲回应的问题是：后人关于中国古史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顾颉刚认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古史知识谱系是"层累地"、"慢慢地"、"逐步逐步地"演化、添加、拉长起来的。"层累"说说的是古史知识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古史本身的演变过程。"层累"说作为一个研治古史的极富效力的观念工具，"所着重处理的，其实只是传说或故事版本的翻新变易，而非故事或传说本身所著录、附着或反映的原始事实。"［7］（p155）包括为胡适、顾颉刚所推崇备致的所谓"历史演进的见解"，所论亦非历史本身的"演进"、"进化"和"发展"，仅是人们关于历史的知识形成过程的演进。胡适说，"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是顾先生……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根本方法。""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4］(p192-194)所言仍是关于历史传说、历史知识的"演进"。正如有的批评者所说：胡适"那轰动一时的'历史演进的方法'，剥穿了看只不过是以演进观点，历史态度从事史料或文献版本源流的考辨，实质上从未进入史迹考定与史事重建的层次"。批评者还说："以著名的《井田辨》为例，他的论证充其量只是抓紧有关材料由含混而明确的演变，俏皮地迴避或取消了井田制有无的问题。他不只未曾甚至无意认真探讨它的有无，更不用说它原本是个什么样子了。"［7］(p165)胡适、顾颉刚及其他"古史辨"派成员，的确"无意"探讨"井田制"的"本来面目"、古史的"本来面目"，之所以"无意"，正在于他们有意地自觉地把历史本身"迴避或取消了"。
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是层累地积薪般地积淀起来的，不是某一部书某一个作者一次性给定的。这可能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所给予我们的一种"古史知识"观。这种"知识"观最核心的一点是揭示了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历史知识不同于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是指那种"其确定性是无可置疑的那部分知识"。［12］(p258)历史知识显然不具有这种确定性质。当然，这样说并不排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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