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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时就在近来的著作中，将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和小说相提并论"，认为陈氏藉以重建以柳如是为核心的那个人间世界的主要资源，不是"考据的功夫"，而是"历史的想像力"，而且，"史家的想像和小说家的想像是极其相似的"。［15］(p245)早在那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论证"历史文本"也是"文学虚构"之前很久，顾颉刚就将后人关于中国上古史的记载看作是与"歌谣"、"戏剧"、"神话"等差不多的东西了。
1924年，顾先生在《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中坦言："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4］（p214）"看了二年戏"，使顾颉刚认识了"故事的性质与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4］(p22)例如，看了"八仙"的结合，即可说明《尧典》九官的结合；看了薛仁贵、薛平贵的化名，即可说明伯翳、伯益的化名；看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即可说明伊尹周公的足智多谋；看了曹操秦桧的穷凶极恶，即可说明桀纣的穷凶极恶；看了何仙姑的为武平人，又为歙人，又为零陵人，孟姜女的杞人，又为同官人，又为澧州人，又为华亭人，即可说明舜的为东夷人，又为冀州人，舜妻为都于平阳的尧女，又为湘夫人，又为三身之国的母亲。这都使顾颉刚看到了有关古史记载的文学本质。［4］(p272-273)又如"戏中人的好坏是最容易知道的，因为只要看了他们的脸子和鼻子就行"，而"从古书中分别好人坏人却和看戏一样的容易，因为它是处处从好坏上着眼描写的"。因此，只要我们像看戏曲文学一样，"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底毁的积累的层次。"换句话说，对待有关尧舜桀纣们的文献记载，我们若是"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了"。［4］(p41)为了进一步坐实这里的见解，顾又写出《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一文，专门论证纣所身被的恶名和所做的恶事是怎样一步步"愈放愈大"和"愈积愈多"的。然后他断定：希望大家将文献上关于纣的记载"当作《徐文长故事》一类书看，知道古代的史实完全无异于现代的传说，天下的暴虐归于纣与天下的尖刻归于徐文长是一样的，纣和桀的相像与徐文长和杨状元的相像是一样的"。［5］（p92）"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4］（《自序》，p40）在顾颉刚看来，民间传唱的歌谣也同样有助于他理解"古史"。当他1918年汇集了200多首歌谣并研究了一番后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得到随时随地的变化"。如"同是一首歌，两个人唱着便有不同。就是一个人唱的歌也许有把一首分成大同小异的两首的"，而且有的歌还因"形式的改变以至连意义也随着改变了"的。［4］(《自序》，p39)他由此悟到"古史"也类似于这种随时随地变迁中的"歌谣"。对启发顾颉刚看到"古史的真相"影响最大的事件看来是他对"孟姜女故事"演变所作的考察。这个民间传说从最初的"却君郊弔"，后来变为"善哭其夫"，后来变为"哭夫崩城"，最后变为"万里寻夫"，与古史的"变化情状"如出一辙。和"古史"一样，它也顺遂"文化中心的迁流"而更动，承"各地的时势和风俗的改变而改变"，凭"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而且后出的人性化版本，也像"没有神话意味的古史"一样，是经过史家或文人之笔从神话中"筛滤出来的，犹如禹由传说中的神变为古史中的王。"［4］(《自序》，p68-70；p273)；［7］(p179)顾颉刚认为，从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中，"可历历看出传说中的故事的真相，而不至再为学者们编定的古史所迷误，"［4］(p70)古史中"向来万想不通的地方想通"了，遂"处处发见出它们的故事性，所以我敢大胆打破旧有的古史系统。""从此以后，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就"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了。［4］(p273)"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治史主张由此导出。既然已将"古史"看作是"虚构"的故事文本，还有什么"真"可立呢？事情尚不止此。
顾颉刚不但认为"古史"难以征信，"近史"也有同样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古史"固然"全是一篇糊涂账"，［4］(p187)而"近代的史籍，近人的传记也莫不是和古书古史一样的糊涂"。顾颉刚是以《宋史·郑樵传》为例谈这个问题的：当他用《宋史》之外各书中记述的郑樵事实与《宋史》合看时，发现《宋史》中的话"几乎没有一句可信"。这种向来不会发生问题的事情，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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