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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像中的这件故事是如此的纷歧的。"［4］(《自序》，p22)"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4］(p273)以夏商东周史为例，在顾先生看来，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传说"意义上的夏商东周史，而"实在"、"实有"层面上的夏商东周史则无法获知。既然如此，顾先生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当然就"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了。［4］(p273)在著名的《古史辩》第一册"自序"及其他各册"序言"中，顾先生都承认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历史"是真实地存在过的。包括他的老师胡适，也一再强调：古史"讨论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4］(p189)"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等。［9］(p122)他们都只强调认为，这种"真相"和"本来面目"不易获知、不易确认、无法实证。这样，与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探讨不易把握的"真相"，不如退而考订相关的记载，这大概是顾颉刚"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统的经历却重"这句为胡适所激赏的话的底蕴。［4］（p59）这也就难怪顾先生明确把"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列为他研治古史的主要旨趣了。［4］(p273)
"知识论上之实证论"
通过"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致知取向，我们觉得顾先生向世人揭示了自己的哲学归属：他把自己置入源远流长的经验主义的求知行列之中。起源于英国、在20世纪的国际知识界占主流地位的经验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躲避、绕开了或者说搁置了"实体"的存在问题。世界是否真实的存在、世界是否是物质的、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在经验主义者看来，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甚至这类问题的存在本身也是没有必要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一切确实的知识只能来自经验，并且以经验为限；我们的知识仅限于现象界，现象界背后的"本质界"或"物自体"，不是人的求知能力所能达到的；在经验、现象之外是不可感知的存在，而谈论不可感知、无法直接观察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徒劳的。经验主义者的这些知识信念，在"实验主义的领袖"杜威那里得到了集中甚至是极端的表达，因为他把近代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一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10］（p67） 换句话说，他把"本体"搁置起来了。胡适是杜威的信徒，顾颉刚是胡适的信徒，他们都一齐拒绝了哲学的根本问题，轻松地走在没有本体论重负的经验之路上。"不立一真，惟穷流变"，是顾颉刚对其"层累"说哲学底蕴的自觉阐发。
在谈论顾先生"搁置本体"、"退而结网"式的经验主义的治史追求时，记住下面这一点是绝对必需的：以"古史专家"擅名学界的顾颉刚，是从哲学"改行"到史学界的。他从辛亥革命时，即已萌发了研究哲学之念，"在中学里"，他"爱看的书是文学哲学"。后来，他成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生，听过系统的西方哲学史讲授，有着长时间自觉的哲学追求。同时，我们还要记住，顾颉刚最初并不想做一个经验主义者，而想成为一个唯理主义者，获取形而上的世界的"最高原理"是他最初的渴望。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进北大的最初几年，他一心想认识有关宇宙和人类的"最高的原理"，从而"得到一个简单的纲领"，"把宇宙和人生一起弄明白"，从而解决他的一系列苦恼。而"这只有研究哲学"才"可以办到"。可是，当他"卤莽地奔驰了很久"之后，却突然觉悟："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柜子里，永不会公布给人类瞧的。"［4］(p33)这就是说：宇宙和人生的"最高原理"、"根本问题"，即使有也是不可知的。这样，"最高的原理是不必白费力气去探求的了"，与其幻想探得全宇宙的神秘，"还不及科学家的凭了实证，以穷年累月之力知道些懱截的真事物"。所以，"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 ［4］(p34)这样，顾颉刚在关于知识的问题上，就确立了经验主义立场，奠定了"学问的基础是要建筑于事实上"、［4］（p84）"惟有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的治学信念。［4］(p95)顾颉刚这种知识论上的转向：从"哲学"转向"科学"、从唯理主义转向经验主义可能与王国维最后也从唯理主义走向"知识论上之实证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可以说正是"搁置本体"这一致知策略选择的逻辑结果。在持"经验论之实证论"知识立场的学者看来，只有能实证的知识才是可靠、可信或科学的知识，而只有经验的东西才是可实证的。古史的"本来面目"、"真相"之所以必须"搁置"，就是因为它无法实证、无法"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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