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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历史年代学范围内的众多知识是无可置疑的，如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毛泽东生于189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之类。记住这些知识是必要的，但这些知识显然并不是历史知识的本质。因为它并不能给我们什么。人们需要的是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的人、秦始皇统一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些具有内容的深层知识。而这些能为人们提供较多信息含量的知识，恰恰具有不确定的性质。譬如，孔子的存在和生卒年在顾颉刚等人那里可能是确定的，但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的人，却是不确定的："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时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5］（p139）顾颉刚认定孔子的真相可能是"君子"。傅斯年不同意：孔子"大约只是半个君子而半个另是别的"。而且傅斯年认为，因"文献不足征"的缘故，孔子的真相--"全部分的孔子"--"是不可恢复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论语》之孔子"。［5］(p140)傅氏所论显然比顾氏深入了一大步，但似乎仍未到位：因为即使文献足征，文献中的孔子是否就是"全部分的孔子"也未可知。据以判断"文献"中的孔子准确与否的"实在的孔子"已永远消逝，这使得有关孔子的知识永远成为一种无参照可凭--不确定--的知识。几乎与"古史论战"同时，唯物史观派的奠基人李大钊就对历史知识的这种不确定性质作了更为详细和充分的说明。他是在论及历史的"真实"（"真实"性与确定性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时说明这个问题的：
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要时时定的，要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13］(p201)
作为例子，李大钊也用孔子形象的变化说明历史知识的不确定：
实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复生了，他的生涯、境遇、行为，丝毫不能变动了；可是那历史的孔子，自从实在的孔子死去那一天，便已活现于吾人的想象中，……汉唐时代人们想象中的孔子，与宋明时代人们想象中的孔子，已竟不同了；宋明时代人们想象中的孔子，与现代人们想象中的孔子，又不同了；十年以前，我自己想象中的孔子，与今日我自己想象中的孔子，亦不同了。［13］(p202)
李大钊对历史知识性质所作的上述解说，虽然不能说是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知识论底蕴的自觉阐发，但至少可以说他们持的是同一知识论立场。
"层累构成说"的普遍意义
香港许冠三先生在比较顾颉刚与胡适的"古史学"研究的异同时曾指出：
在历史演进法的利用上，顾是既有继承，也有翻新的。根本差异在于：胡以研究历史的眼光和方法去研究故事；顾则反其道而行，以研究故事的眼光和方法去研究历史。其次，便是胡法的根基在版本源流；而顾法的大本在故事演变和角色塑造。……是以，要了解他治古史的门径，……决不能忽视那'故事的眼光'和'角色的眼光'；要明白他的辨伪学说，决不能撇开他与民俗学的因缘。［7］（p178）
这段话可以说深得"顾学"之真谛，也写尽了"顾法"之妙义。从历史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当顾颉刚将历史看作是"故事演变"和"角色塑造"时，事实上他已将历史、特别是人们所熟知的上古史还原为"故事"、"传说"和"神话"等体裁的文学作品了。 如所周知，顾颉刚从"疑古"伊始，就将"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4］(p194)"都送上封神台上去"了，［5］(p338)换句话说，都还原为"神话"和"传说"了，而"神话"和"传说"当然是文学作品而非史学作品。这就使得顾颉刚的"层累构成说"的知识论内涵，不仅具有现代的性质，简直可以说染上了若干"后现代"的色彩。因为如同一位西方史学家近年所感受到的：20世纪晚期的世界学术正面临一个转折点：后现代主义正对"我们所了解的历史研究构成严重威胁"，这一威胁的实质是，"后现代主义者企图将史学化解为文学，正如同200年前章学诚将经典转化为史学一样"。尽管这位史学家担心"将小说和史学一并归入人类主观创制的文学世界"有点"过于夸张"，但他又强调，"至少，史学家必须承认在历史写作里有非常类似小说的成分存在"。［14］(《中文版序》，p1-2)就连那些比较严谨的史学家现在也在正视这股"后现代"潮流，如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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