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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编溯源:司马光长编法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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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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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也。
……据此得知《通鉴》之书，在温公属草之前，实有丛目与长编之二阶段。丛目所以比次异闻，如工厂之原料品；长编则乃稍加修辑，如工厂粗制品，此二者皆助修者之事。若温公之笔削成书，则譬如工厂之精制品也。
……故诸人为其博，温公为其精。博则惟恐一书之未采，不惮空行以备黏补。精则惟恐一事之或诬，不惮参定以作考异。
……信中两次提到寄去道原“广本”两卷，给范祖禹做式样。“广本”者乃刘恕五代长编抄录的副本，这在《通鉴考异》中也得到印证……《通鉴考异》中关于五代十国一段，保留了许多刘恕考核史实的记录，特别是所作的长编副本“广本”一词的多次出现，更是个明证。如《通鉴考异》卷二十八梁纪上：“（开平）三年四月，保大节度使李彦博”条下曰：“《编遗录》、《五代史》作彦容，今从刘恕广本”。卷二十九后梁纪下。
但学术界解读中存在的争论有：
（1）在“丛目”之前，是否还有“提纲”？
学者普遍认为是有的。“提纲”是什么样子？学术界多年来聚讼纷纭。1961年6月18日翦伯赞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跋<司马光通鉴稿>》一文。这篇文章提出两个问题，引起了后来各家的争论。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通鉴》的编修提纲，翦文认为，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是一个提纲的初稿”，“它说明了司马光对于《通鉴》的编写，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而一开始就抓提纲，不仅抓总提纲，而且抓每年的提纲，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纲”。
步翦文之后，卞僧慧同志发表了《关于<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卞文不同意翦文的“手稿”即“提纲”的说法，因为“手稿……不能给旁人作丛目，修长编，以至自己写定稿时参考用，而是一个提示，是供给专司抄写的书吏用的。”司马光领导的这个编修集体不大，每一个成员都是司马光邀请的具有专门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一个参加编写的人，都具备独立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据此，卞文认为《通鉴》编修是没有提纲的，如果有了提纲，“一定是费力多而成功少，既不必要，又不可能。更严重的是它划出了许多小圈圈，妨碍全面地、系统地搜集资料”。但是又认为《通鉴目录》可称为“提纲”，不过这个提纲是在“《通鉴》成书之后，为阅读方便而编写的阅读提纲，并不是为编写而编的编写提纲”。
对卞文没有“提纲”的说法，张传玺提出否定的意见，他在《<资治通鉴>是怎样编写的——读司马光<答范梦得>书后》认为“丛目”就是“提纲”，编写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编年史，如果没有提纲就会“各据所见，随心所欲，就会详略互异，前后抵触，彼此矛盾”。张文同时还指出：“丛目”分两步：第一步是标出事目，第二步是为事目作出附注，编制“丛目”的过程，也是搜集资料的过程。
曹家琪《<资治通鉴>编修考》是作者1972年的修订稿，是建国以后《通鉴》研究论文的长编巨制，文章引据丰赡，考证精审，有较大的影响。曹文也认为《历年图》是《通鉴》的编修提纲，其根据是：（一）《历年图》排列全部与《通鉴》相同的年代，写了事目，进上的时间比《通志》早两年，而又在立意写《通鉴》之后。（二）《历年图》、《通志》、《通鉴》编修目的一样。（三）《历年图》与《通鉴》的起讫年代完全一样。（四）《通鉴》处理“天下离析之时”（如三国南北朝时期）也完全是用《历年图》“置一国之年于上”，以“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的原则。（五）《历年图》在年代之下的事目，只有极少数是和《通鉴》的排列不同，应该是在写《通鉴》时重加考订所改，或是为了引文方便所改；《通鉴》的事目比《历年图》的事目也有所增加，这是成书和提纲之间必然有的差异。
杨正基文章的题目是《<通鉴>的提纲和<通鉴>的编纂程序》，杨文对曹文的《历年图》提纲说，提出了疑义，认为曹文所列的五条理由“都不能说明《历年图》实际上是否确实作为提纲使用了”。如果采用一个提纲，那就应根据可靠的材料，系统无遗地记下将写入草稿的所有事目，并注司马光确切的资料索引，否则就没有多少使用价值。“《历年图》记载史事，却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历年图》一事不载的地方，《通鉴》却写了若干大段，《历年图》记载很详的地方，有时《通鉴》却很少，两书共同记载之处，叙述又有许多牴牾。杨文同意“丛目”提纲说，他认为《通鉴》编修顺序应是从丛目——长编——定稿，“粗删”所成的是“广本”，细删之后是定稿。杨文认为提纲是有来龙去脉的，这个来龙去脉即为：初名“丛目”（即提纲的总称）系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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