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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编溯源:司马光长编法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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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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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凡人物初入长编者，并于其下注云某处人，或父祖已见于前者，则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孙。至于年号，则“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由于事先订出了上述这些规定，所以编写长编就可做到步调一致，格式整齐，为司马光最后定稿创造了极为方便的条件。
（3）长编与广本的关系如何理解
王曾瑜的《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认为“广本”就是刘恕五代纪长编的复本，司马光写五代纪，定稿时一律依据“广本”。
曹家琪《<资治通鉴>编修考》认为有了“长编”以后，并未直接删成定稿，“中间还有一个删长编为‘广本’的过程”。“‘广本’是高恕所作‘粗成编’的《通鉴》底稿”。
仓修良不同意曹文的从“长编”到定稿中间还有一个“粗成编”的半成品过程。他指出：
长期以来，学者们都一致认为是经过三个阶段，即先作丛目，再修长编，最后删定成书。而长编就是对原始史料进行初步整理、加工的编年史初稿。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从长编到定稿中间还有一个“粗成编”的半成品过程，其主要依据就是高似孙《纬略》所引司马光《与宋次道（敏求）书》中的一段话：“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到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须更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于是有的同志就根据“须更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这几句话，得出长编之后，还有一个“粗成编”的过程，并认为这个“粗成编”就叫做“广本”。而由于“广本”与刘恕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又认定刘恕也是参加从长编到“粗成编”这一过程的删削工作。因为“广本”仅是刘恕所作后五代长编的代称，除此之外，更找不到其他各代有“广本”一词的出现。况且它亦仅见于《答范梦得》书本《通鉴考异》五代部分。事实上《答范梦得》书“今寄道原广本两卷”句下的自注十分明确，“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这个“录出”，自然就是“过录”、“抄录”之意，分明是指刘恕长编在司马光处，由司马光委书吏“录出”，即抄个副本，抄好后长编仍旧归还道原保存，从何能理解出刘恕把长编删削成“粗成篇”呢？“录出”决不可能解释出删削或修改之意，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两句话意思非常明确，本来无需多辩。也许有人会问，抄录的副本为什么称“广本”？广有广泛、多的意思，说明不是原稿本或孤本，还有另外的本子。
仓修良认为曹文所依据的《与宋次道（敏求）书》“须更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指的是“删唐代长编”，即使是对唐代部分，司马光是否经过“粗成编”和“细删”这两道过程也很难说。“广本”更不能作“粗成编”的证据，“‘广本’仅是刘恕后五代长编的代名词”。
“定稿”，是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这道工序要进一步考核材料，决定取舍，并进行文字润色。由司马光亲自动手。司马光在洛阳为“唐纪”定稿时，给宋次道写信叙述了他如何做定稿工作的：“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这道工序工作量很大，而且是反反复复来做的。刘羲叟在《通鉴问疑》中说：“先人（指刘恕）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说明在定稿时是由司马光一人决定的。决定之后，因为司马光负担太重，把一部分“长编”交给助手们“粗成编”，即修成“广本”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司马光并未要求助手们都要把“长编”粗删成“广本”，所以“广本”也不应视为“长编”和“定稿”之间的一个程序。如果把“长编”和“广本”看成一件事，也未见正确。因为司马光寄给范祖禹参考的刘恕所修的“广本”，清楚注明：“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在给范祖禹寄刘恕“广本”时，亦寄刘攽所修“长编”一册。称呼不同，反映性质有别。如果是同一性质的东西，便没有必要用两个名词称呼了。
二、长编法与长编体的关系
李焘《进续通鉴长编表》云：“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为丛目，丛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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