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长编溯源:司马光长编法解析 |
 |
时间：2009-7-24 13:50:26 来源：不详
|
|
|
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刘道原字羲仲，作《通鉴问疑》，亦云：“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创制了长编法，但在司马光那里，长编法仅仅是一个编纂程序，其长编也只是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和加工的编年史初稿，需要作最后的删修定稿，方可成就规范的编年史。到了南宋，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等则有意识地将长编法独立出来，使之从一种操作方法、修史的一个环节卓然而为独立的史书体裁——长编体，成就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三部长编体当代史名著。总之，司马光创制了长编法，李焘首创了长编体，徐梦莘和李心传完善了长编体。
李焘（1115-1884）是第一位继承司马光长编法而撰成长编体史书的南宋史家，他“网罗收拾，垂四十年”而成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起自太祖建宗，止于靖康亡国，详记北宋九朝168年史事，是继司马光之后长编法的最重要实践，第一个创造性地将长编法独立为一种著史体例。李焘明确指出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对于他的治史大旨而言，长编体的体制是非常适宜和恰当的。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谓“三朝”是指宋徽宗、宋钦宗和宋高宗三代；“北盟”是指同北方金朝之和战与交涉，“会编”意为材料汇集。全书分三帙250卷。徐梦莘也采用了编年体，而且是长编体，并尽量保存原始文献以利他人和后人再度研究。并且，徐梦莘把笔端触及境外，把靖康史放在宋辽金的大空间系统和南北宋交替的时间流中去审视，在纵横交错的时空中去总结历史教训。李心传的长编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又称《高宗系年录》）共200卷，专门记载高宗一朝36年史事。李心传《要录》中远承《通鉴》，近学《长编》，发扬光大了《会编》，将长编体推至极致。尽管除了高宗朝《要录》之外，其他各朝（孝宗、光宗、宁宗）“要录”稿不传，但仅从现存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看，就是可以发现他对长编体运用之娴熟。李心传正是遵循了长编法的实录原则，对收集到的近五百种资料，“可削者辨之，可信者存之，可疑者阙之”，从而“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使众说汇于一途。这种谨严的“可信”“可削”“可疑”的处理方法，更发展了长编体处理材料的原则，连挑剔的清代乾隆四库馆臣也赞扬说：“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按，野史之说不确）中，最足以资考证……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
“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的写作效果，是长编体的最大特点。长编体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收集最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相互矛盾的资料，加以甄别考辨。如果相互歧异的资料少，则不必采用长编体。宋朝有许多难作定评的大事件。北宋有所谓陈桥兵变、斧声烛影、涪陵之迁、元祐宋后之丧、庆历党议、熙丰变法、元祐更化、宋末党争、海上之盟、靖康之难等；南宋则有建炎复辟、楚齐叛伪、秦桧专政、主和主战、诬杀岳飞等。这些一代大事，关涉整个当代史的军国大政。各方记载又参差不齐，或略或疏，舛误迭出；或隐约其辞，了无定凭。无论是最原始的起居注、时政纪，还是在不同背景下修成的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无不充满着矛盾歧异，以致实录不实、正史不正，“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撰写当代史尽管要使用这些史书，但必须做到明其弊、去其讹、断其疑，尤其要重新审视其是非标准。李焘等的长编体容量大且体式完备，基本上囊括了当代历史的主要文献，本身就是资料渊薮。此外，这些长编体著作用合适的体裁框架了所使用文献。一方面，它们使用各种体裁的历史文献，比如官方史中，国史、实录、日历、会要、时政纪等，体裁就很丰富。国史即正史，属纪传体；会要则有“志”的成分；日历则属编年体。私史中，有的属纪传体，有的属编年体。另一方面，长编体也在编年体的总原则下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比如，其叙写人物，于卒年往往简记其生平，很像附传；其叙写政策，往往追叙其来龙去脉，又近乎志，即在行文中熔入了纪传体的成分，弥补了编年体的不足。由此可见，长编法已发展为一种独立体裁。所以他们的“长编”，不是半成品的“通鉴”，而是一种著述，是他们追求的能比较完整表达其史观的史书体裁，从而也就成为完整意义的著作。
长编体源于长编法，长编只是司马光组织编写《通鉴》的一个编纂步骤，成为《通鉴》的史料汇编。长编既是作丛目的直接目的，又是撰写《通鉴》正文的直接依据，在编纂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全书在结构上浑然一体。司马光等先搜集各种记载成丛目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