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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编溯源:司马光长编法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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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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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作资料长编，最后再删修定稿，是一个互为衔接的三部曲。李焘等发现，作长编是编年体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无力量或条件不成熟时，仅利用长编法也可以成就史学著作。李焘借鉴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胪列异同的办法，同时又变通为用正文表述自己的见解，用注文记载异同说法和考辨根据，间加按语。这样就解决了长编体的繁简问题，使《长编》大而得当，长而不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在注文中避免出现私意取舍和片面记述，他还对所见所闻传闻之异，兼收并蓄，以求其是。长编的注文是全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正文和注文的形式，不仅表明自己的观点或倾向，而且最大限度地保留歧异性材料，达到了“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的编纂效果。李焘认为司马光从作长编到撰写成《资治通鉴》是经历这步工作的，他说“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异，必兼存以求其是，此正长编法也。”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程序，是体现史家治史精神和学识的工作，舍此，则长编将不成为长编，只能说是资料汇编，而不为著述。李焘曾说过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未成书”的话，又说等以后由司马光一类大家来定稿等。同时的大学者吕祖谦也曾在给李焘的信中建议将《长编》删削定稿。而且像《长编》等宋代长编体名著的注文中也多有“待考”之类的未定之论。但这些都不能否认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的独创性和独立性。作长编的方法远承古籍校勘中的异同校勘记，正文体现作者倾向，注文表示异同。如果说校异同属于校勘古籍的一种校勘法，那么，长编法也可以作为写作史书的一种体例。所以，李焘自称未定稿云云，正可解释为聪明的自谦。尤其，长编体作为一种体裁，与编年、纪传一样，也确有自己的规格和特点。它一经确立，便在各方面凸现了当代史编写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1] 张煦侯《通鉴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页。
[2]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三。
[3]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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