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④  《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Vol．9 No．2，May 2003)。

⑤  关于战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参见贾珺、梅雪芹：《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生态环境灾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19—127页。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自诞生伊始，就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连，在研究题目的选取上注意把握时代精神和需要。在一代代先师的辛勤耕耘之下，我国世界史学科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我们今天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因时代的要求和认识的偏重，以往在我们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中，对诸如阶级斗争、种族斗争和国际矛盾等人类社会范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此关联的政治冲突或战争关注较多，而对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关注较少。因此，当我们学习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时，对于人们予以浓墨重彩的法国二月革命、六月起义和德国三月革命等耳熟能详，而对于被轻描淡写的1846年波兰农民起义(因1844—1845年的农业歉收和洪水泛滥酿成的饥荒所导致)以及1847年德国的“马铃薯战争”(1847年4月21和22日的饥民暴动)则知之甚少。同样，当我们学习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时，我们熟知“庚子之变”，却不了解“秦晋大旱”。

    在新世纪、新时代，我国世界史学科为求得新的发展，必须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准。为此，我们需要广泛学习和吸收国际史学界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加强与中国史学界同仁的联系与交流。当务之急，乃是在继承前辈们优秀的思想和研究传统，运用新方法和范式继续研究老课题的同时，拓宽和探讨新领域。

    从研究领域的拓宽来说，现代环境灾害是需要予以深层次研究和理论总结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生态环境问题伴随人类文明的进程，反映出人类社会与自然间的张力，但由于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变迁进展缓慢，非一朝一夕的变化，因而长时间内不为人们所注重。而今天，环境问题已突破地区和国别的范围，向更大区域乃至全球演变，环境灾害日益严重和突出。诸如全球性气候变化这样的现代环境问题，其灾难风险将不分民族和国别，不分富人和穷人，而落到全人类的头上。我们世界史工作者既要有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也要有对人类的责任心。这种责任心驱使我们加强对灾害史的研究，不仅要研究传统的自然灾害，而且要研究现代的环境灾害。

这一研究，从方法上说，不应是简单的过程描述和现象罗列，不能停留和满足于浅层次的灾情考察，而应充分发挥历史学自身的优势，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力量，开展对有关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从观察的视角上说，应将灾害置于现代文明进程之中，从制度、理念、发展模式等方面予以全面而系统的反思。而研究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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