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学术界，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被冠以“科学”的名号，历史学当然不能例外，于是便有“历史科学”的说法。然而，对于科学(即自然科学)研究中习以为常的“假设”方法可否用之于历史研究，则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见解。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所谓“假设历史”的问题，认为“假设”历史要不得，“假设”历史等于以子虚乌有的方式虚设历史，云云。对于这种见解，首先，我想指出的是，历史研究中，“假设”不可能是完全凭空的设定，任何研究者都不能把梦幻中想像到的事件当作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而据此展开历史论说，从这个意义上，纯然“假设”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其次，历史研究中，长时段历史的“假设”也难以想像的，任何研究者不管多么异想天开，都不敢、也不会以整个历史、乃至一个历史阶段为“假设”。以中国史研究为例。谁敢“假设”秦汉、隋唐这样的历史阶段或其中的某个王朝不存在，并以此为前提和基础来撰写中国历史或构建历史理论?所以我认为，历史研究者所做的“假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限于某个事件或事件的局部；而且即使对事件或事件的局部，也不可能完全撇开已知道的历史事实前提进行“假设”，而只能以已知的事实为前提做有限度的假设。绝对的纯粹的“‘假定’的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是无法做到的。因此，所谓“假设历史”问题从根本上是一个假设方法运用的问题，它所讨论的是以一定的已知条件为前提研究历史事件或其局部时所做的“假定”问题。

    那么，是否可以对历史事件或其局部进行“假设”呢?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从历史的客观存在性角度，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或其局部都是已经发生的存在，因而没有“假设”的问题。不过，任何历史事件结局的最终生成虽是唯一的，但这个唯一结局在最初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说得更明白一些，历史事件在最终成为完成的事实之前，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每一种在一定时间内都是一种客观存在，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促使历史事件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变化。因此，假设每一种曾是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并非臆造和虚构历史。

    但是，做出“时代错乱性”(anachronistic)的假设在历史分析中意义就不大。譬如，“假设”赤壁之战中曹操拥有原子弹就可以获得胜利，统一中国，就属于历史假定中的“时代错乱”。前些年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分析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总要加上“由于没有先进生产力，得不到先进政党的领导”这个原因，但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假定”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战争存在得到先进政党领导的可能，也是属于历史假定中无意义的“时代错乱”。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是为人们提供认识历史的镜子；司马光的著作被直截了当地命名为《资治通鉴》，其鉴古知今的用意是再明白不过了。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是对史学功能的准确概括。正是史学的这个功能，促使历史研究者希望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假设”中探讨经验和教训。如，郭沫若在其名作《甲申三百年祭》中就有一段有名的“假设”：“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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