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农民有追求和向往发家致富的一面，这是事实，是由农民小私有者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农民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他们有憎恨和反对社会不平等的革命要求，有追求“人人均平，人人饱暖”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就农民的阶级地位来说，前者是次要的，后者是主要的．特别是广大的贫苦农民这一阶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实际上处在一种农奴的地位，他们所面临的，根本不是什么“取得功名利禄”，而是如何挣扎活下去的问题。在分析封建社会的农民和农民战争时，我们固然应该看到农民基于小私有者这一特点而具有的落后性，但更应该看到农民基于劳动者这一特点而具有的革命性。夸大封建社会农民的落后性，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立场。

    旧式农民战争的确具有自发性。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去分析旧式农民战争的时候，指出这种自发性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自发性究竟是农民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自发性，还是追随于地主之后的封建自发性?分清这个界限不但是同样必要的，而且是更加重要的。如果说农民平时所追求和向往的，只是“发家致富”和“功名利禄”，而在农民战争中，农民领袖又只能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南”，那么，农民战争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种说法显然只会抹煞农民战争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但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所具有的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并不取决于农民本身是否能够认识，而是由封建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对抗性矛盾所决定的。

    我国封建社会所爆发的历次农民战争，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因此他们即使推翻了旧有的王朝，也不免被地主阶级利用去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最后总是陷于失败。对于农民不能独立设计将来的局限性和农民战争失败的必然性，我们应该从历史条件去加以说明。如果把农民战争失败的结果看作是起义农民的主观要求，说什么“一旦改了朝换了代，起义者即以为达到了目的，不再前进一步，也不能再前进一步”，那么，农民战争还有什么失败可言呢?

    有的同志说，农民战争所反对的只是个别地主、个别官吏以至个别皇帝、个别王朝，却不曾指向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这种说法也是令人难以同意的。既然我们承认农民战争是一种阶级斗争，那么，在谈论它所反对的对象时，把地主阶级分子同地主阶级整体分割开来，把保护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同地主阶级分割开来，把封建制度的部分环节同整个封建制度分割开来，说什么农民战争只反对这个而不反对那个，这究竟有什么科学意义呢?农民战争所扫荡的，当然只能是一个一个的封建地主、官吏和皇帝，但所有这些地主、官吏和皇帝都不是抽象的个人，他们都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都是作为一定阶级的成员处在这种社会关系之中的。而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农民战争的每一次发动，不管农民本身是否意识到，都不能不归结为一种阶级斗争，亦即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同志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⑨如果说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那么农民所反抗的“统治”，他们所反抗的地主阶级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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