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对农民战争的错误的看法，都是在所谓“历史主义”的态度下得出来的。但是，在主张这些看法的同志那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实际上是被模糊了，历史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界限，实际上也是被混淆了。这种“历史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不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吗?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同志在抹煞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的革命性的同时，对于历史上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却表现出一种毫无批判的态度。他们津津乐道“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却不愿意揭露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的事实，不自觉地站到了客观主义的立场上。

  一在历史上，奴隶制度比起原始公社制度来是一种进步，封建制度和封建主阶级比起奴隶制度和奴隶主阶级来也是一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阶级比起封建制度和封建主阶级来又要更进步些。同是奴隶制度和奴隶主阶级，封建制度和封建主阶级，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阶级，当他们处在上升阶段和没落阶段时，一般又都有进步和反动的不同。当一个新兴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处在上升阶段时，我们应该肯定它们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就片面地予以否定。但是这种肯定也同样不能片面化和绝对化，而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具体分析。例如，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经济上虽然还处在上升阶段，政治上却很快就走向反动。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肯定历史上新兴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正当性时，决不能把自己变成它们的辩护者。应当了解，这种肯定，归根结底是为了说明基于同样正当的理由，它们在以后不能不让位于更高级的制度和更进步的阶级。

    黑格尔为了替普鲁士的专制政体祝福，提出过有名的“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命题。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⑩。任何一个新兴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都具有两重性一一进步性和不合理性、革命者和剥削者。这种两重性是它们从生气勃勃的真老虎转化为日后腐朽的纸老虎的基本契机。揭露这种两重性，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相反，正是真正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

    有的同志一听到揭露历史上新兴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剥削实质和阶级对抗的事实，就认为这是反对新生的事物，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甚至说：“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他们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这样一段话作为理论根据：“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④恩格斯的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升时期的进步性，指出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阶级对抗还很不发展的事实。但恩格斯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完全不存在着矛盾。因为，无产阶级可能也会“称赞这个方式”，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从两个阶级发生的时候起，相互间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至于这种斗争在初期是否是自发的和分散的，它的锋芒首先指向什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如列宁所说；“当农奴制度被推翻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立刻就暴露出一件事实，即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并且表示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⑩关于处在上升阶段的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看待：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封建制比奴隶制要好些，他们可能会称赞这种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封建生产方式包含着新的矛盾，农民又会感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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