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四世被拉法亚克谋杀，这是一个事实吗？……这是自然所给予的吗？不！这是史学家的创造！无数次的创造！史学家在假设和推断的帮助下，通过细致的而又令人兴奋的工作，实现了这种创造（勒高夫 1989:11）。

在史学家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话语和权力起着显著的作用。他们支配着人们的写历史和读历史。传统史学忽略了没有话语权力的一方：平民、日常世界和当事人，只是让政治精英和国家御用的知识精英去理解和创造历史。1976年，勒华拉杜利(Le Roy Ladurie)写出一部脍炙人口的人类学式的历史著作《蒙塔尤》，研究14世纪比里牛斯山区一个小村庄清洁派教徒(Cathar)异端的生活方式，记录了受访者自己说的话。这类研究引出了作为话语的历史学（history as discourse）（参见海伊 1999:35,37）。话语的史学一方面关注到当事人的叙述；另方面将史料从文字扩展到话语层面甚至进行话语的研究，例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研究了16世纪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如何与中国政府和百姓对话，建构与中国人沟通的语言，通过这些话语在不同社会脉络中的意义，理解当时的中国（海伊1999:39, Spence 1985）。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或者说“话语转向”，至少可以从人类学的四个研究传统体现出来：

1、口述史、生活史和生命史的研究。口述史的研究与人类学关系密切。汤普逊（Paul Thompson）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1978），是口述史理论研究的经典，其中回顾了大量各种口述史的文献。珀克斯（Robert Perks）和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摘编的有关口述史研究的文集《口述史读本》（1998），收集了三十多篇文章，其中也包括人类学家的文章，大致反映了近年口述史研究的状况。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现代人类学理论形成之前，已经有一些民族志的研究涉及口头文学，如穆尔库（Matiji Murko）关于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的民族志，它影响了后来的诸如对《荷马史诗》的研究（参见弗里 2000:21-45； 庞卓恒，1992）。二十年代，拉丁(Paul Radin)就已经进行口述的研究。拉丁花了许多年的时间，访问一位美国土著印地安人老巫师，由他口述从小到老的生命史，以其名字作为书名，写出了《雷霆：一个美洲印地安人的自传》（1926），对人们了解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很有帮助。此前，他还写过另外一本《一个温纳贝戈印第安人的自传》（1920）。30-50年代，生活史的研究主要受到心理分析理論的影響（巴諾1979:307）,先後有一些著作問世，如《太陽酋長：一個霍皮印地安人的自傳》（Simmons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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