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寻求规律。另一种借助自然科学类比方法来研究文化规律的，是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力求贯穿于文化现象的一般规律的研究。（赖德克利夫—布朗1988）另一个原因，与其早期对殖民地的研究心态有关，在他们眼中，那些落后的部落社会“没文化”，因而没历史。例如功能学派认为那些“原始的部落”长期处于静止、孤立的状态，其文化形态不变。Emiko认为：人类学和史学彼此之间的兴趣已有很长的时间，如今在历史化的人类学（historicizing anthropology）方面的兴趣，其持久发展的强度和允诺是显著的。一个被历史化的人类学（historicied anthropology）的新类型，在今天后殖民和后科学主义（postscientism）的气候之下，引起了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认识论的重新考察。……回过头来说，早期的人类学家忽略了认真对待历史是由于最初他们的殖民心态（colonial mentalite）。……欧洲中心论者认为‘没文化的（nonliterate）’的人没有真正的历史。众所周知，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曾经区别急剧转变的‘热’社会（hot society）和缓慢发展的‘冷’社会(cold society)，这很容易理解为热社会有历史而冷社会无历史[3][3]（Emiko 1990:2-3）。
罗萨尔多（Renado Rosaldo）对菲律宾易隆高人（Ilongot）猎头的研究（1980），明确反对“原始”人没有历史或者只有不断循环的历史的观点。普莱士（R. Price）的《初始时间：一个非洲美国人的历史视角》（1983）试图重现撒拉马卡人的俗民史。兰辛（J. Stephen Lansing）曾经批评那种以为前现代社会在历史进程之外的说法，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中心的论点（Lansing 1991:8）。有趣地是：60年代以来一些有影响的可以称作历史人类学的作品，都是在美国大陆本土以外的研究，其中有些正是在那些“落后的”、“无文化的”、无历史的地区。
奥特纳（Sherry Ortner）在《六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1984）一文中，曾经指出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一种充分的历史人类学研究。（Ortner 1984:142）但她同时更主张一种实践的观点来吸收历史研究：
在我的观点中，人类学与历史的和睦相处对整个研究领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发展。我在本文中没有特别强调它，只是因为此刻这种趋势太过广泛。它掩盖而不是暴露了重要的区别。就历史与人类学各类工作事实上的结合而言，它提供了一个虚假整合的领域却未能发现深层的问题。正像本文提出的，这些深层的问题通常由很成功的系统和结构主义的观点来产生，它建立了有如社会本质的事实，不过，却未能回答在系统的方式下，社会事物来自那里，又如何变迁。
要用“历史”这个词回答这些问题，就要避免把历史当作一条人们特别反应的事件之链条。历史不是简单的发生在人们身上，而是他们身在其中的创造，当然，其中有着强烈的系统性限制。实践的观点试图理解这种创造，无论是对过去还是现在，也无论是新的创造还是旧东西的再生产。实践的观点提倡，或者至少带来希望的，是一种历史和人类学研究有分寸的联结模式，而不是盲目迷恋历史。（198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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