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专题史的研究。如盖茨在印尼的研究《尼嘎拉：19世纪巴厘的剧场国家》（1980），讨论了国家的权力和地方的自治。兰辛与盖茨的《尼嘎拉》进行对话，发表了《祭司和规划者：巴厘景观设计中的权力技术》（1991），涉及到农业灌溉中国家和水庙权力方面的讨论。此外，还有奥特娜在尼泊尔研究的论文“历史模式：夏尔巴人宗教制度铸构中的文化先验图示”（Ortner 1990）。维来里（V.Valeri）“建构的历史：夏威夷亲属制度合法化中的族谱和叙事”（1990）等。斯考特（D.Scott）籍评论对加勒比海后解放(postemancipation)历史理解上存在的问题，说明了所谓“后殖民现场的历史人类学”概念。(1997)罗萨尔多（Renado Rosaldo）对菲律宾易隆高人猎头的研究（1980），以及弗莱克曼和罗夫根（J. Frykman and O. Lofgren）对瑞典的研究（1987），都涉及到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文化建构。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帕特（S. H. Potter and Jack M. Potter）夫妇的《中国农民：一部革命的人类学》（1990），围绕农民和革命来展开中国社会近现代革命史演变的脉络。拉弗尔（Lisa Rofel）的《另类现代性：中国社会主义之后的性别向往》（1999），用跨文化的视角，通过对解放以来杭州丝绸业的历史变迁，来理解中国有别于西方主流的现代性。罗红光在陕北黑龙潭的研究，从当地人的礼仪活动讨论了围绕历史资源的非线性实践（罗红光，2000）。

4、口述历史和生命史的研究。前述罗萨尔多《易隆高人的猎头—1883-1974：一个社会和历史的研究》（1980）和普莱士的《初始时间：一个非洲美国人的历史景象》（1983），都运用了口述史的研究方法。索斯塔克（M. Shostak）的《妮莎》（1981）和克拉潘佐诺（V. Crapanzono）的《图哈米》（1980）分别是关于一个昆布须曼妇女和一个摩洛哥人的生活史研究。在早年林耀华的《金翅》（1947）之后，庄孔韶于80年代重访金翼之乡，并于1996年发表了《银翅》，从《金翼》搁笔的三十年代写起，直到80年代，可以说是生命史和地方史结合的作品。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89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他的书除了少量的学术讨论，主要是林村一个老党支部书记的口述故事，讲述从土改到80年代的生活经历。在相关的社会学领域，近年来孙立平及其学生的土改口述史研究，正在形成一个研究氛围并有相关的成果开始问世（参见孙立平等 2000）。景军的《庙堂的记忆》（Jing 1996）运用记忆理论理解中国西北农民对历史的记忆选择和现实建构，具有某些口述史的研究特点。

5、意义史。史学在80年代，有一个从心智史（intellectual history）向意义史（history of meaning）的转向。由于理性思想的式微，引起了对传统观念史（history of idea）的拒绝，不再把它看作是普遍性的，而是看作文化的建构（参见Toews 1987）。米克（M. Meeker）的《阿拉伯北部的文学和暴力》（1979）透过上世纪初搜集的不同的诗文意义，分析了阿拉伯游牧民族贝多因人（Bedouin）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后面的历史联系（Meeker 1979）。普莱士（R. Price）的《阿拉比的世界》（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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