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为历史人类学不过是有历史的人类学。如果这样说，人类学的经典作品中，大部分是有历史的，例如早期Malinowski在西太平洋的研究，Boas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都是有历史的。库拉圈、夸富宴，都是历史的习俗。没有涉及“历史”的经典人类学家寥寥无几，但是他们的研究多数并不是面对历史的“问题”。普里查德（Evens-Pritchard）曾经论及两种历史：一是在人们生活和思想中的历史；二是推测出的历史。功能主义承认前一种历史，反对后者，但是在泼出后者的同时，也泼出了正确的历史婴儿。简而言之，传统人类学家重在从历史当中探究人类的生存规律、规则和逻辑，落脚点是人类，现实和历史事实都是他们探究的根据；传统史学则重在历史本身，落脚点是历史。从学理层面，人类学关心的是人类生存的一般性规则；史学更多关心的是历史经验现象中的具体规则。正因为两者的各自缺陷，历史人类学才显得更有意义。就笔者浅见，历史人类学应该是历史的研究，而不只是有历史的研究。
第三，将有人类学的史学等同于历史人类学。史学家如果引用一点人类学家的语言和知识，是否就是历史人类学呢？任何一个作品，套上几句人类学经典话语是很容易的，但这不等于历史人类学。人类学的长处和难点就在于其贯穿民族志和理论研究始终的整体把握，那远远不是几句经典可以呈现的。它的精髓可能见诸于一段故事、一个人物、一幅场景，而恰恰不是上面这些故事、人物、场景或者一个概念、一段经典的罗列和拼凑。历史人类学起码应当关注下层平民、连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当地人的看法，去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琐碎的事件历史和外人强加的历史观。
史学和人类学的传统关系，如前所述，彼此缺乏对方的深度。所谓深度，主要表现为“问题意识”。依笔者愚见：如果史学家学会提出人类学问题，而人类学家能够提出历史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同时又是人类学问题，它们就是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其“问题意识”的发展脉络。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历史人类学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将自己封闭起来，亦没有必要去罗列诸如一部作品是否属于“历史人类学”的标准，因为任何新方法和新视角的研究尝试都是有益的，不论其“学科标准”如何（学术规范如學術倫理则不在其列，必须有标准）。我们期待的，仍然是有问题深度的作品及其理论建树。
历史人类学研究仍然有待一个开创的环境、互学的心态和争辩的氛围。要达及对方的深度对人类学家和史学家都非易事，要同时做到既是人类学作品又是史学作品更需要苦功夫。中国毕竟是一个“有文化”、“有文明”和“有历史”的“早发达国家”，因此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和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愿在这个中国学者有责任、有得天独厚条件涉足的领域，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能够“抢注”它的域名和空间。
（上网注：在本文写作的2001年，台湾学界正在悄然兴起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的零星潮，例如柯志明的《番头家》等，遗憾那时尚来不及拜读。入籍法国的好友于硕也在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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