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特纳的观点至少强调了几点：首先，人类学与史学的结合不能放弃对深层问题的探讨。人类学的长处是其理论方法（例如系统和结构主义方法）有助于探讨社会事物的本质，不足是忽视了事物的来龙去脉。第二，“历史”是人们身在其中的创造。历史是实践的、有动因的。不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第三，历史不是简单的叙事和事件的连接，应该通过系统和结构等方法来寻找其深层的动因。奥特纳的观点，依然带有人类学本位的色彩。
福克斯（Richard Fox）面对后现代理论对民族志的挑战，也曾经提出“准新文化史（nearly new cultural history）”的概念，希望籍此摆脱传统民族志的困境。他认为准新文化史是对博厄斯文化历史学派的旧文化史的再生，在准新文化史的概念下，民族志不应视为一种田野方法，或“来自生活”的描写；而应视为一种文化历史的文本，一个被重构的结构，一个具有创造的文化实践。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强调文化的生活，还强调活的文化。他批评旧的生命史（生活史）的研究强调了个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却忽视了他们也是文化的努力的革新者（Fox 1991:95-111）。不过，用“历史”取代“描写”，用“文本”取代“田野”，用活的主动创造的文化取代刻板被动的文化，这样的变通其实并不能逃避后现代理论对传统民族志提出的一些批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强调的确对民族志的写作和田野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让资料摆脱“真实”的僵硬辨识，在探讨深层的结构与过程的逻辑中展开，从而能够让资料真正返“朴”归“真”。
就人类学的历史化而言，著述繁多，只能就笔者所知有限地选择一些近几十年的研究，分作如下几个类型来示意人类学历史化的大概趋势：
1、大历史的研究。如文思理（Siney Minze）的《甜与权:糖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1958）， 追溯了18-19世纪欧洲糖的消费，并把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展联系起来。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1998）和波梅兰兹（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2000），虽然不是出自人类学家，也属此类大视野的研究。
2、地方历史的研究。如萨哈林斯对夏威夷土著社会研究的《历史的隐喻和虚构的现实:三明治岛早期王国历史的结构》（1981）和托多络夫（T. Todorov）的《美洲的征服》（1982）。这两部作品分别讨论了两种文化（夏威夷人和英国人，阿兹特克人（Aztec）与欧洲人）的文化碰撞。此外，科奇（P.V.Kirch）与萨哈林斯合著了《阿纳胡鲁——夏威夷王国的历史人类学》（1992）。克拉克曾经列举了一些在英伦三岛和法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作品（克拉克 1998:373-384），如西格伦（Martine Segalen）的《农家中的爱情与权力：十九世纪的法国乡村》（1983）等。中国社会这方面的研究除了前述的弗里德曼（M.Freedman）和施坚雅（W.Skinner）等之外。萧凤霞(Helen Siu) 的《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1989）和另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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