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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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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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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一文中提出：“如何把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视作研究出发点的思路，转换成将它视作参照框架的路向，亦即将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在具体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过程中，便有可能表现为对中国与西方本质性差异的强调，进而在此一基础上建构出相应的并能有效适用于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概念，形成中国本土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理论模式。”[2](P149)(与市民社会研究从理论上反思并探索新的研究路向相比，史学界虽然也从史实上驳斥“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但较少从理论上对研究思路进行反思。)
邓正来的建议对援用西方理论进行本土研究在理论上显然是有指导意义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至少在中国古代市民史领域内，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典范性研究成果，既能“将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2](P139)，又能建构与西方理论相应的分析理论模式的。要努力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光凭对西方理论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了解一些中国古代市民的基本史实，考察一下中国史学界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二、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市民的基本认识
中国古人很少使用“市民”这个词汇，古籍中出现更多的是“市人”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在比较固定的市场中谋生的人群，一般并不包括从事长途贩运的行商，但包括在城市中从事服务业的人群。如《五礼通考》曾提到“……六军卫皆市人，富者贩缯綵、食粱肉，壮者为角抵、拔河、翘木、扛铁之戏”[5]。这里的“市人”大致属于“城市平民”。
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冯尔康根据政治秩序将中国古代社会分成不同的等级，平民是其中的一个等级，一般包括胥吏、庶族地主、自耕农、佃农、商人、手工业者，其中属于城市居民的主要是商人与手工业者，政治地位仅高于奴隶与半奴隶。他又提到“宋清间的商业发展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个别的山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政府仍然实行传统的抑末政策……工商业的发展使它的从业者要求提高社会地位”[6](P58-60,126)等等，基本上采纳了“资本主义萌芽”说的观点。而按“资本主义萌芽说”的观点，“资本主义萌芽”的阶级代表就是所谓的中国古代的“市民等级”，也就是说，在史学界，所谓的“市民阶层”主要是指平民等级中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与其他等级相比，“市民阶层”在经济基础与政治地位上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但在宋清之际其经济实力有所增强。
王曾瑜在《宋朝社会结构》的第四编《宋朝非主体阶级》中，除了以户籍与户等为标准对宋朝的工商业者进行了阶层划分之外，还用专门一章讨论了国家与工商业者的关系。对于经济关系，作者提出了“摊派税役”、“买扑”、“禁榷”、“市易”四个方面，同时指出“宋朝对工商业者，既有压制和掠夺的一面，也有利用和扶植的一面，而以前者为主”[7](P487-497)。如果把工商业者视为“市民阶层”，那么这里王曾瑜提出了市民阶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显然市民阶层主要是作为国家的统治对象，不足于构成政治权力二元结构的所谓的“市民社会”。
徐勇的《古代市民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分析》一文对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市民政治文化作了一个总体的勾勒，并提出了中国古代市民政治文化的“钱权交易和政治冷漠主义”两大特征[8](P66-68)。这篇文章的特点在于把“市民阶层”作为政治主体进行了分析，而不是单纯地作为被统治的对象。但显然，中国古代市民的政治能力是低级的，在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从这种角度讲，中国古代市民阶层也不可能成为“国家——社会”两元格局中的“市民社会”。
唐力行从整个传统社会结构的角度来探讨商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认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并不排斥商品经济，但是它对商品经济的容受程度却十分有限。超过一定的限度，商业便会对传统社会的结构起解体作用。首先，它破坏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其次，商人势力的膨胀还会对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构成威胁”，因此，“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始终将商人置于两难的境地：第一，统一与抑商的两难境地……第二，财富与地位的两难境地。”[9](P545-549)这里，作为“市民阶层”的商人还是国家的统治对象，但唐力行指出了其中的一个特点，即国家努力在对商人势力对容受与限制之间找到一个统治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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