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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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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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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10](P441)一文，部分涉及了明清时期商人意识形态的自觉及对儒家思想的应用等问题，初步显示了明清时期“市民阶层”寻求主流社会地位的企图。不过余英时的讨论仅限于此，至于“市民阶层”社会地位相对提高对中国古代政治格局实质性的影响，文章并没有深入探讨。
有关的研究在经济史、城市史、思想史领域中也有涉及，如郭正忠的《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中有关“宋代城镇居民结构”的论述，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中有关“城市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发展”的论述，郭蕴静的《清代商业史》中有关“商人”的论述等等都是。(注：3部著作分别由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这些文章在整体上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萌芽说”的范畴。此外，李葆嘉的《论明清官话的市民社会内涵》、岱宗的《明清西北的市民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李正心的《宋代大足石刻——渗透着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艺术》等(注：李葆嘉文见《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第63～66页；岱宗文见《兰州学刊》1988年第1期，第75～82页；李正心文见《美术》1982年第4期，第52～55页。)论文，以及伊永文的《宋代市民生活》[11]等论著，虽然论题与“市民”有关，但并没有探讨市民作为一个独立社会阶层的性质与作用等问题，未能提出引人关注的论点。
综上所述，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市民阶层研究的一般情况：第一，中国古代市民阶层的研究主要是对工商业者阶层的研究；第二，对市民阶层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等问题有初步的认识，如认为1.中国古代的市民阶层只是集权专制体系中被统治的对象，2.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3.专制政府只允许工商业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展，4.工商业者的力量在宋元特别是明清以后有所发展并努力寻求主流社会地位等等；第三，除“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以外，市民史的研究相对零碎分散，没有提出重大的论题，各种研究之间没有明显的发展脉络，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
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中国古代市民阶层的问题相对简单，不值得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被提出?众所周知，宋元以后中国的市民阶层有了显著的发展，城市文明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越来越重要，工商业者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元。对此，“资本主义萌芽说”中“市民等级有所发展但被压制”这样简单的结论，能否涵盖市民史的全部奥秘?一方面是“市民阶层”的力量明显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既没有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阶级力量，也没有构成为所谓的“市民社会”，那么市民阶层在宋元以后的中国社会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几许?目前的研究显然还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样一些研究命题。
三、文学史研究中有关市民阶层的论述
虽然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市民史的研究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某些成果却颇能给市民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由于宋元以来出现的话本小说(包括部分唐传奇)主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而且所涉内容广泛，因此对话本小说的研究总是不断地涉及到对市民阶层的讨论，有些研究思路相对于史学界的讨论，还相当新颖而深入。
最初小说史界的相关研究深受“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影响，如50年代就有学者撰文《谈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12]此后相关的文章很多，如崔子恩、汪玢玲、徐素凤、张丹飞、毛德富等人的论文、张振钧等人的著作等，[13-18]这些研究成果主要论述了市民文学所体现的市民阶层反对“封建礼教”的精神，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解说。
80年代以后文学史界对市民文学提出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命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市民阶层意识形态的探讨；二是市民文化与宗法文化关系的探讨；三是对市民与文人社会地位关系的探讨；四是市民文学中所反映的妇女地位等相关问题的探讨。
有关市民阶层意识形态的探讨，除前面提到的反抗封建礼教这点之外，林樟杰认为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具有“对友谊和忠义的崇拜”、“劝善戒恶的道德观”等特点。[19](P80-84)而徐保卫认为，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存在着因果报应观念与多神教符号系统，是与儒家宗法观念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徐保卫指出，“多神教的出现，在精神意识的层面上降低了祖宗神的地位”，“传统的宗法关系崩坏，又造成了人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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