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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述

时间:2009-7-24 13:50:46  来源:不详
们在心理上的失落感,使人们更加趋向于从某个社会化群体中去寻找自己的价值认同”。[20](P32-39)这里有一点重要的启示是,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已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主流的儒家思想与宗法文化,即使简陋,毕竟开始构建自己的价值系统。沿着这条思路,史学界可以从更丰富的史实中探究这种市民价值系统的源流、范围、地位与影响等问题。

有关市民文化与宗法文化关系的探讨,缪咏禾从话本小说的兴起与衰亡的角度考察提出,当文人拿起话本小说这个形式写作“拟话本”,利用通俗的文艺样式向广大听众、读者进行封建伦理教育时,也就“预伏着话本走向诰诫这条末路的命运,以至最后发展为《太上感应篇》等类的果报录”[21](P36-40),这实际上就提示了市民文化与儒家宗法文化有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谢桃坊则从宋代书会先生与早期市民文学的角度提出书会先生“往往在统治思想与市民思潮之间矛盾徘徊”[22](P285-291)。罗筠筠、贾利亚等也有相关的论述[23-24],而较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王毅。王毅认为,明代后期“史统散而小说兴”这一趋势,“体现着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话本小说与精英历史及其文化哲学之间矛盾消长、制约融会等等比较复杂的关系”,“作为‘史统’和精英历史哲学的一方,既坚持自己对整个宗法文化体系统摄,又一定程度地承认或者默许话本等‘闾里小知者之所及’的相对独立地位和文化观念。而作为话本,则一方面坚持对经典‘史统’的明里暗里的异议;而另一方面,则通过文人创作拟话本以发掘张扬底层社会生活中与宗法伦理相契合的诸多因素等等途径,努力将小说与史统的价值趋向尽可能协调起来。”[25]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是与儒家宗法文化体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而我们知道,文化是社会状况的反映,市民文化与宗法文化的关系,其实关涉到市民阶层的社会形态与传统宗法社会体系关系的问题,这显然是构建中国市民史研究独立模式的一个重要线索。

对市民与文人社会地位关系的探讨有吴建国、夏咸淳等人的文章,[26-27]但最有分量的当数高小康的专著《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在该书的上编作者集中探讨了小说叙事中士人与市民关系的变迁,提出了“从市民的兴趣到士人的兴趣”、“士人气与市民气的交融”、“传统社会关系中的士人”与“进入市井社会的士人形象”、“士人与市民的倒易”与“士人在叙事中的退席”等诸多命题,并进行了非常精彩的论述。[28]同样,市民与士人的社会关系也是市民史研究一个值得注意的命题。

另外,马珏在论及宋元话本叙事视角时指出:“宋元话本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视角,无论是叙事者还是被叙述者,凝聚在文本状态的心理视角都是漠视女性的主体性而代之以他者期待性判,是男性中心文化的霸权原则和叙事体系的执行与再现”,并进一步对“认为一切来自被统治阶级的都具有进步性,一切以被统治阶级为表现对象的都具有先进性”[29](P97-106)的思维模式提出挑战这一点对市民史研究也有同样的启发性。
小说史研究中对市民文学与市民文化的讨论显然拓展了市民史研究的视野与思路。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对“市民阶层”讨论摆脱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和“国家——社会”二元论的研究模式,从文学史料本身提供的信息出发,提出了市民阶层独立的意识形态、市民文化与儒家宗法文化关系、市民与士人社会地位关系等鲜明的“以中国历史经验”为起点的研究思路。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从中可以汲取许多有益的经验,从而构建更完整的有关中国市民阶层的分析模式。

四、结论

在文学史研究中,有将市民文化作为相异于传统儒家宗法文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的趋向。如果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市民史的基本历史经验,那么就可以把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理解为与宗法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经济、社会与文化形态。由此可以提出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的基本命题:市民阶层如何从宗法体系中脱胎而出?其历史契机是什么?在此之前,市民阶层是如何依附于宗法体系的?独立的市民文化体系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传统的文化资源、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创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其核心是什么?市民社会与宗法社会是如何相处、相互沟通和相互作用的?市民社会对传统的政治格局与社会结构影响如何?在市民社会的参与下,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是怎样一个体系?等等。

百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探讨自身的现代化道路,而现在正处在积极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城市化的过程,这对于社会结构而言,其实就是一个市民化的过程。显然,要探索中国社会的市民化道路,要建设中国社会公共权力的健康模式,光凭对西方先进理论的引进,或者凭空设计一个理想的模式,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对现实问题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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