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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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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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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关文献进行认真鉴别，去伪存真，也保证了研究成果的质量。
不过，当时学术界还没有把中国近代边疆当作一个独立研究的客体而开展研究，这就从总体上影响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深入。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政治方面讲，当时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始终存在。边疆作为敏感的地区，关系外交、民族等重要问题，因而存在着许多研究禁区，中国近代边疆作为独立的研究客体的政治环境还没有形成。从学术方面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科建设有一个形成和完备的过程，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学术批判，基本否定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挫折阶段（1966-1976年）
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有关资料显示，这期间没有出版一部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专著。和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关的，只是几部沙俄侵华史的书，即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戎疆编写的《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此外，还出版了几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比如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的《简明中国近代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近代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写的《近代中国史稿》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这些书也都以一定篇幅叙述了中国近代边疆史上的一些问题。不过，这些著作的出版，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问题，而是配合当时备战形势的需要，以图激起国人对老沙皇和新苏修的义愤，进而巩固边疆免受外来势力的侵犯。这种意图在《沙俄侵华史简编》前言中有明确的表述。
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有关中国近代边疆史的文章很少，且内容多是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沙俄对我国边疆进行侵略，以及中国边疆军民的反侵略斗争。例如志力、钟锷的《涅维尔斯科伊——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急先锋》（《历史研究》1975年第4期），谭其骧、田汝康《“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希达《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历史研究》1976年第3期），孙代兴《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云南的侵略和云南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民族与地方史研究》1975年第1期）。
“文革”期间，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揭露沙俄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为主要内容，这是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决定的。当时，我国的政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出于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极力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编造谎言，散布奇谈怪论，为老沙皇侵华的丑恶历史进行百般辩护，为向中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制造舆论。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歪曲了的沙皇侵华历史，用确凿的史实加以戳穿，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为武器，彻底揭露老沙皇侵华的滔天罪行，揭露和批判苏修叛徒集团篡改和伪造历史的罪行，痛击其反华谏言，总结我国各族人民反抗沙皇侵略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完成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这一阶段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有关著述才以沙俄侵略我国边疆地区为主要内容。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关系到领土、边界、民族、宗教等问题，也与国家稳定密切相关，有很强的现实性。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应当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但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属于历史科学，有它自身的客观内容，不能迎合需要，也不能成为现实政治的说明书。“文革”中的一些中国边疆史著述，过于迎合了现实政治需要，削弱了本身的科学性，因而很少学术价值。这一教训是人们应当汲取的。总之，挫折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主要著述，不是中国近代边疆史作为独立学科研究的产物，而是适应了当时反修斗争需要的结果。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要发展，还需要等待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三、初步发展阶段（1977-1987年）
“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逐步进入正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学风重新确立，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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