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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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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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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上述出版物中，有许多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内容。1999年9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50余位边疆史地学者出席了会议。大家认真讨论了1988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情况，规划了未来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同年秋，马大正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边疆通史》杀青，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深入发展阶段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日益繁荣的象征。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至1999年，共出版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专著80余部，发表论文1000余篇，资料书40多种。从主要内容上看，有的是前一阶段所探讨问题的继续和深化，有的是新开辟的领域。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中国（近代）边疆的理论探讨
这包括中国边疆的理论界定和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方法等。
首先是中国（近代）边疆的界定。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提出边疆是一国领土的外缘地带。吴文藻也认为边疆有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之分。1988年以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马大正、华立认为：边疆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一定宽度的地区，具有自然、历史、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邢玉林指出，近代以来的边疆，是指在国家陆路边界线内侧的或在国家海岸线外侧的、且属于该国主权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其次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丁伟志认为，研究边疆既有体现在政治纠纷与军事冲突中的现实价值，也有体现在和平建设中的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效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邢玉林提出，研究边疆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化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提供稳定边疆的历史经验，为边疆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促进边界问题的解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见前引文）。
再次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方法。40年代林耀华、吴文藻、顾颉刚曾从环境、人类、文化三要素，政治学、人类学观点，旅行调查和专题研究诸方面进行探讨。90年代初，马大正提出，应当加强边疆政策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既要考虑到民族、宗教、边防、外交等政策，又要考虑到近代边疆危机与封建时期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演变。特别应当加强现代边疆政权建设及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边防工作、边界交涉、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跨境民族、接境邻国政治、军事、社会、民族概况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疆问题研究刍议》，《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邢玉林认为，中国边疆史研究应当包含中国边疆通史、中国边疆断代史、中国疆域史、中国边界史、中国边防史、中国边疆社会思想史、中国边疆内外关系史、中国边疆历史学史（见前引文）。
以上关于中国边疆的理论探讨，有的是直接述及近代的，有的虽然不是专讲近代，但对研究中国近代边疆问题也多适用。
（二）中国近代边疆管理及边防观
关于中国近代的边疆管理，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可分总体性论著和区域性论著两部分。谈到总体性论著，首先应当提及赵云田著《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988年，赵云田提出“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概念，呼吁学术界加强该领域的研究，认为这对于深入了解我国历代的政治制度和边疆统治政策，深入理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都有重要的意义（《加强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正是他身体力行的结果。该书在理论上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结合起来，在内容上则把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发展和巩固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摆脱了断代史和地方史角度的局限。该书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晚清理藩部，中华民国时期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蒙藏委员会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此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设有专节论述了近代边疆危机和晚清政府加强对边疆管理的措施，内容丰富，议论精当。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概述了近代边疆地方行政设置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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