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明代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时间：2009-7-24 13:50:49 来源：不详
|
|
|
置。
朱仲玉认为明代史学有值得肯定之处，“并不如《四库》所说那样糟糕”，关键是要去挖掘。他选择宋濂、王祎、柯维骐、焦竑等人作为突破口，对明代史学作了初步的研究，发表了几篇开拓性的明代史学论文 。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吴智和也是较早重视明代史学研究者。他严厉地批评了前人对明代史学的轻视，“持平而论，明代史学成就，由总的方面来说，仍有其可观之处。虽然明代史学不及宋代名家辈出，但是史学风气的昌盛，以及学术各方面呈现平稳的发展，且下开有清一代的学术风气”。“有感于今人对明代史学成就，大多安于既有陈说旧学，而少有人愿意朝此去推求这方面知识的广度，以增实新知。如此安于现状的学术研究风气，实有待于有心人士共同努力去破除与开发，并加以导正”，他率先选择了不为前人所注意的何良俊、沈德符、谢肇淛、顾起元、朱国祯五人作为突破口，拟结集为《明代嘉崇间的史家及其史学》。“并期盼由点的建立扩展至面的研究”，如此一部完整的《明代史学史》“或许有朝一日能粗具面目也说不定” 。可惜，作者后来的治学兴趣转移到明代茶文化与教官文化研究上，于明代史学只写了朱国祯、何良俊、谢肇淛3人的长篇论文。
南开大学的杨翼骧对明代史学史也有过系统的摸底调查，其《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是元明部分的。以编年方式，汇录、考辨明代史学，此为系统的第一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人以明代史学为中心，做成了博士论文。如武汉大学的谢贵安博士著《明实录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毕业、现任职于静宜大学的廖瑞铭博士，写了《明代野史的发展与特色》（1994）。南开大学的李小林博士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向燕南博士撰写了《晚明史学思潮研究》。南开大学毕业、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艳秋博士撰写了《明代史学探研》。南开大学毕业、现任职于广西师大的任冠文博士著《李贽史学思想研究》（1996）、南开大学的孙卫国博士著《王世贞史学研究》。这7部博士论文，无疑是明代史学研究的前沿之作，值得读一下。
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焯然也是比较早治明代史学者，写过丘濬《世史正纲》、焦竑史学研究的论文。大陆的葛兆光、罗仲辉、姜胜利、李小树、吴振清、赵承中、夏素清、殷梦霞，台湾、香港的林庆彰、杨永安、高春缎、吴金娥、姜公韬等也对明代史学有所研究。其中，葛兆光的《明代中后期三股史学思潮》、《明清之际中国史学思潮》两文，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明清之际中国史学思潮的演变轨迹，至今让人称道。
第二是研究条件的成熟。20世纪80年代，研究明代史学史，在资料上有两个困难：一则是使用不便。明人所作史籍，按目前的古籍标准，入善本范围。一入善本，只能手抄，不能复印。二是收藏分散。明人史著，分散在全国各个图书馆，以一人精力，不易遍览。幸好，这些困难，在近10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当归功于影印技术的广泛使用。台湾自影印《四库全书》后，又接连出了《元明史料丛书》、《明代史籍汇刊》、《明清史料丛刊》、《明代传记丛刊》等丛书。在台湾古籍影印风的波及下，大陆出版界也纷纷做起古籍影印工作。特别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中国野史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的出版，将明代古籍的影印工作推向了高峰。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古籍数字化步骤在加快。《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汉籍电子文献》（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建设中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的电子化，则使古籍的使用完全上升到了现代化水平。在电子版背景下，省略了复印与打字程序，使古籍资料的搜集与使用实现了“零接口”。几秒种的复制与粘贴，就可以使古籍资料变成自己想要的文本格式资料。明代史著的由由分散到集中，由“线装版”到“影印版”再到“电子版”，使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自由纵情阅读、随意复制，这极大地便利了明代史学的研究工作，推动了明代史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第三是研究成果的繁荣。经过近十多年的研究，到了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宣告，明代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成熟时期。这种成熟表现为：一是基础工作的扎实。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3册，1999）、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2000）的出版，使明代史学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二是专题研究面广，且有一定的深度。明代史学史上重要或稍次的史家与史著，都有了研究论文。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