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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及其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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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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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态度”[2]。范文澜对教条主义的认识是全面深刻的，他指出的克服教条主义的办法既 是科学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的“治病救人”的思想。虽然 范文澜在1957年3月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同年5月9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要对题》，对尚钺的“魏晋封建说”和日知的“西汉奴隶 社会论”提出较为尖锐和严肃的批评，今天看来有不大妥当之处，但范文澜的批评是建 立在对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论断确信无疑的基础之上， 这仍属学术范围内的批评；尽管这一批评，由于中国政治生活日益向极左方向发展，由 于范文澜的特殊地位，60年代竟然将尚钺及其学术主张作为修正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 但这一发展趋势并非范老的初衷，也是范老始料不及的。这从范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 终能坚持区分敌友、“治病救人”的原则中可以得到证明。范老的批评与后来史学界出 现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恶劣学风是截然有别、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强调学习和使用马列主义的同时，范文澜并没有忽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他强调史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 材料二者缺一不可”[1](p213)。注重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注重实地调查研 究，强调史料与理论的结合，史与论的统一，面对日益泛滥的“左”倾思潮，范文澜呼 吁史学界重新提倡严肃的学风，提倡刻苦钻研。这些既是范老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 学风，也是他对中国史学界同仁的要求与期望。
作为一个从“国学”中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老学术研究素来主张求真求实 ，早在30年代编著《大丈夫》时就提出“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3]的治学思 想。1943年，针对国民党一些御用文人虚构中国历史的丑行，范文澜旗帜鲜明地提出： “不论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不得凭空牵附，要求客观的历史 迎合自己主观的态度。”[4]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范老在延安写成的两部通史在资料 采择方面尚有缺点，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和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范老在修订旧著的 过程中，十分注意资料的核实和补充。从1952年至1961年先后出版的10种64册由中国史 学会主编的大型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作为中国史学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范 文澜和翦伯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能把这么多史学家组织在一起，能将许多单位协 调起来，范老确实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张寄谦先生所言：“编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当然 并不是范老一个人的主张，但范老是主要的倡导者……他是实际的总负责人……十部丛 刊……都得到范老的积极支持与关切。”[5](p23)不仅如此，70年代才出版的《第二次 鸦片战争》，也同样凝聚了范老的心血，正如该书的序言所说：“范文澜生前对本书的 编选工作极为关切，热情地给予指导。”[6](p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直到今天， 仍是国内外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参考资料。面对这部2000余万字的史 料丛刊，抚今追昔，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范老作为该资料的实际总组织者所发挥的巨大 作用，从中看到范老对历史资料的高度重视。范文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确实 立下了汗马功劳!
范老还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搜集、运用和整理资料的意义和方法。范文澜认为，搜 集、整理和考证资料，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并无高下之分 。范老对翦伯赞等史学家在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方面的贡献给予高度赞扬，衷心希望有 很多资料书、工具书出版，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他指出史学工作者必须掌握 大量的历史资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做 史学工作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没有大量资料，理论怎样来联系实际呢?”[1](p21 3)范老论述了搜集和使用资料的方法，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搜集资料的方 法。范老提出应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下功夫，不要作寻章摘句、玩弄举例游戏的 手法。这看似简单的道理，但实际上我们在做研究工作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犯这种错 误。范老说，用举例游戏的手法，明清可以用很多材料，“证明”是个奴隶社会，也可 以“证明”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其二，关于如何使用资料。范老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但最起码的原则是使用资料要忠实、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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