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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及其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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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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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对常用资料的文字解释，如未作过切实 的校勘、考据的工夫，切勿随便改动原来的文字和词句。使用资料时，先大体上读一读 ，知道哪些事情是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哪些事情是少量的、个别的、次要的。对 读者来说，也要把文章中所用材料校对一下，看作者使用得是否忠实、准确。其三，范 老阐述了自己在《中国通史简编》中选取史料的原则。该书出版后，不少学者从史料运 用方面提出意见，对此范老阐述了自己选取资料的基本原则：“采取史料，避免墨守旧 说，但也不敢率意而谈或穿凿附会以求新奇”；“所用史料，一般是以著作年代较早和 较完整的书籍如《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战国诸子、《史记》等为主体 ，其它概作辅助材料”；“经传等书的解说，一般也以著作年代较早或代表性较大的解 说为主体。”[7](p2)对范老在史料解释方面只相信汉儒，不采后人的做法，刘大年先 生认为这表明“长期在封建文化中兜圈子，使范老的学术研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旧的、 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1](p11)。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今天来看：所用史 料，一般以著述年代较早和较完整的书籍为主体；经传等书的解说，一般也以著作年代 较早或代表性较大的解说为主体，这一原则是无可厚非的，并不能说明范老未能摆脱旧 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对一本大众阅读的书籍，采取大众化的材料应该说是恰当的，正如 范老所言：“至于近世一家之言，未定之论，不敢率尔采录，以免此是彼非，使读者不 知所从。”[7](p2)其四，范老强调实地调查研究对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他撰文高度 评价了刘尧汉先生进行彝族地区民族调查对解决中国古代历史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范 老虽重视文献资料，但对考古材料也未忽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就使用了不少甲 骨文和金文的资料。对于民族学材料，范老也寄予无限的期望。他形象地批评说：“我 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诗经》、书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 打交道或者和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 未免有些目不邪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 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1]( p367)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调查和资料编撰工作，与范文澜等许多学者 有这样卓越的认识紧密相连。
范文澜关于史料的使用原则和方法，是在1957年给北京大学3000余名师生作学术讲演 时提出来的。当时“左”倾思想已经抬头，学术上将史料等同资产阶级史学，范老在强 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同时，也强调正确使用史料，表现出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卓越的见识。范老这一主张既是针对50年代初史学界的偏向而 敲的警钟，又是对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在中国马克思主 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范老正确解决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 矛盾，正确处理了“史与论”之间的关系。虽然由于随后不久的“反右”和“大跃进” 运动的冲击，范文澜这些正确的意见未能贯彻下去，但这些论述的理论意义及其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二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和研究问题的基本 方法。范文澜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要真正落到实处，给予全面深入的理解。范 文澜强调指出历史分析是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应用在历史研究上，如此复 杂而繁重，丝毫没有其它轻而易举的便宜方法可以代替。”[7](p8-9)范文澜不仅在从 事具体历史研究中贯彻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问题的方 法的理解也同样贯穿了这一思想。这明显体现在：他强调正确理解生产关系及其在社会 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应予以具体分析；历史研究必须自觉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
(一)正确理解生产关系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时，范文澜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论断，提出了在社会 历史研究中要以生产关系为核心，进行多方面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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