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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及其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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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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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虽然有缺点，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对巩 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的范文澜 不可能不参加这些运动，也不可能不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1951年7月6日，范文 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是什么人?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从文章的内容可以 明显地看出：范老立论的根据是《人民日报》社论，所依据的材料是谢与尧的“武训其 人其事”和“武训画像”等书的资料及经过歪曲的由江青等组织的调查材料，在此基础 上范老和其他的许多学者一样，对武训做出了非历史主义的要求和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 价。如说：“武训这个人，从头顶到脚底，从皮肤到血管，浸透了封建主义的毒素，当 土地改革正在进行的今天，居然有不少人在歌颂他。”[16]从中可以看出范老在批武训 时是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的，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未能处理好学术与政治之间的 关系。1955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 的方法”》一文，该文除对胡适的《说儒》和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采取了有理有据 的分析批驳之外，以胡适的政治态度全面否定了胡适的治学方法和胡适对中国文化发展 所做出的有益贡献，称胡适为“汉奸”、“卖国贼”、“洋奴”，这无疑是不大恰当的 ，也具有片面性。对此只要我们充分注意到建国初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 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一直服务于和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这两 个方面，是不难理解范文澜这两篇文章的历史局限性的。
“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是大跃进运动中史学界叫得很响的口号，也是关系到历 史学研究的方向和历史学的功用的讨论。当时新中国老一代史学家对这两个口号基本上 都持赞成的态度，范文澜也不例外。1958年4月28日，范老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历 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随后在《历史研究》第5期又发表《历史研究应当厚今薄古》 的文章，《论古为今用》是范老一篇未经发表的文章。范文澜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 薄古”和“古为今用”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虽然这两个口号今天看来确实是片面的， 但对范老的这一主张我们也不必过分苛求，因为范老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的 同时，也指出这并不是要放弃古代史的研究，号召大家向郭老学习，与资产阶级争夺古 史研究这一阵地。[1](p227)再说，加强近现代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正确认 识。片面强调“古为今用”会导致以历史附会现实的偏向，会削弱历史学的科学性，但 以科学的历史研究成果去服务于社会，直到今天仍是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 标。过去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服务于当时的现实，加之当时政治上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 ，于是历史研究就变为阶级斗争服务，这对探讨历史实际造成了诸多方面的恶劣影响， 既极大地损害了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也难以达到真正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目的。
尽管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些提法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总体上来看，范文澜关于 历史研究的诸多方面的认识，不但在当时是正确的，直到今天尚未失去其科学价值。这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宝贵财富。他的这些主张主要发表在1953-1957年和1961 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虽然由于“左”倾政治 的影响，他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主张没有能很好地 得以执行，但从这些理论阐述中，我们明显地体会到17年的史学研究虽有“教条主义” 和“公式化”的错误，但并不完全是“教条史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与“教 条主义”无缘的。
范文澜不仅从理论上阐发了如何坚持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而且在实际行动上 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留传给后人丰富的史学著述，为我们树立了正确运用马列 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在后半生30年史学研究生涯中，范文澜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 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刻苦钻研理 论，严谨治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以言传身教的方式直接带动了中国近代史所 一大批同志，不仅为他们树立了良好的学风，而且为50-6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做出了表 率。范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列理论作指导的优良传统，坚持正确处理马列理论和中国历 史实际关系的优良学风，他所倡导的“一实二冷”的治学态度，在中国历史学已经迈进 到21世纪的今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艰辛历程中，仍然具有极强 的现实作用，很值得我们深思。范老理论联系实际、严谨求实的学风，仍值得我们发扬 光大!
收稿日期：2001-05-14【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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