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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中国蒙古史研究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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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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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宝树》、《黄金数珠》、《蒙古乌巴什洪台吉传记》、《金轮千辐》、《青年之宴》、《听闻记明镜》、《大蒙古地方佛法弘通概史》等。今后对蒙古文文献的整理工作，应当包括原文校勘、拉丁音写、汉译、注释以及索引、序（跋）等几项内容，做到学术规范化。
（2）域外史料及外国学者重要论著的译介工作有待于继续开展。涉及蒙古史的一些重要史书，如波斯文的《瓦撒夫书》、《完者都史》，阿拉伯文《札兰丁传》，察合台文《突厥世系》（又名《蒙古与鞑靼民族史》）等书，至今尚无汉文译本。《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书也面临着由波斯原文直接译为汉文的任务。只有完成域外史料原版的直接翻译工作，我国的蒙古史研究者才能准确地掌握域外第一手资料，根本改变"以贩卖西方译人，拾人牙慧为满足"（注：韩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不正常状况。此外，穆勒、伯希和合编的英文《马可波罗书》会校本，伯希和著《马可波罗书注释》，巴托尔德《蒙古侵略时期的突厥斯坦》，施普勒著《金帐汗国史》，波义耳著《蒙古世界帝国》，梁赞诺夫斯基著《蒙古诸部习惯法》等国外经典性蒙古史著作，以及大量的19、20世纪西方旅行日志、考察报告等，也应投入力量陆续译为汉文，力争早日出版。
（3）今后要使蒙古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必须善于发掘和利用与蒙古史相关的新资料，尽量扩大史料的利用范围。在这方面，前人的创新性劳绩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例如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并抄出《蒙古秘史》；钱大昕从《道藏》中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寅恪从《大藏经》中检出八思巴为真金太子所作《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蔡美彪、方龄贵利用元曲考证了元代汉语中蒙古语的大量渗入等等。许多迹象表明，佛经道藏、诗词碑刻、文集别史、歌谣传说、文书档案、考古遗迹等等都蕴藏着不少可资利用的蒙古史史料，有待于学者们搜集、汇录和研究。同样，丰富的藏文文献和满文文献也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资料宝库，但目前发掘、整理得很不够，尚未被充分利用。
2.加强薄弱环节，开拓新的领域。治学无止境，不断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迈入21世纪的中国蒙古史学，必须高扬开拓、进取的旗帜，这样才不会停滞，迎来新的繁荣和新的发展。
历史学是个综合性科学，蒙古史自然也不例外。广义的蒙古史，包括众多方面的内容。今后，随着史料来源和检索手段的改善，可将蒙古族历史发展之纵侧面进行分类，确立若干专题，开展某一方面的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研究。此外，蒙古族广泛分布于内蒙古、新疆、青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甘肃、云南等省区以及其他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在蒙古史领域开展区域性研究也很有必要。
由于蒙古史研究本身史料及语言工具的特殊性，以往的研究论著大多是实证性论述和微观考证，相对而言，理论性较强的宏观探讨就明显少一些。例如，关于游牧社会的发展规律，我国学术界尚缺乏有力度的理论探讨。幽幽青史，一脉相承，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就宏观而言，涵盖着一个十分广阔而久远的时空范围，古老的游牧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今后，我们应将视野放在历史的纵向沿革、联系及变化中，对先后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我国北方民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将蒙古民族的兴衰衍化置于整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发展史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历史脉络，在探寻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普遍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更深刻的认知。
3.改进与更新研究方法。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既需要继承和发扬已有的优良研究方法，同时也必须孜孜不倦地吸收和探索各种有益的新方法。研究方法的改进与更新，亦是提高蒙古史学现有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
原始资料比较分散，且涉及十多种外文和民族语言，这是蒙古史素称难治、长期以来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自二三十年代以来，采用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种名物进行勘同考释，曾经是蒙古史学科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随着史料来源的扩大，将来的研究中还会遇到许多语言上的勘同考订问题，所以历史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仍是蒙古史研究的一项基本方法。近年来国际蒙古史学界有一种趋势，即：在语言工具方面，东、西方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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