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等方面的力量实现着控制权，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影响深远的观念之下，国家的权力似乎是绝对的和无限的，另一方面，实际对基层社会直接进行控制的，却是乡族的势力，乡族保留了亚细亚公社的残余，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已多次改变其组织形态，既可以是血缘的，又可以是地缘的，是一种多层次的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所有实体性和非实体性的组织都可被视为乡族组织，每一社会成员都在乡族网络的控制之中，并且只有在这一网络中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公’与‘私’两大系统互相冲突又互相利用的互动过程。”[2]地方割据和阶级斗争正是上述矛盾运动的结果，但“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割据和起义并未使国家长期陷于分裂，而是反过来促使了大一统国家和中央专制集权的强大。所谓‘天下可传檄而定’的说法，既说明基层社会实际上控制在地方势力手中，并可通过他们消除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又反映了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政权的心理。”[2]乡绅是连接中央政权与地方权力的中介，它“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又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并协调组织乡族的各项活动”[2]，不管怎样，乡绅有无权力，还得取决于政府的授权和承认。从这一点上看，明清时期，中央集权是不断加强了，而不是逐渐削弱了。只是在官僚体制衰弱之时，即王朝的后期才体现出国家系统控制权的削弱，别的时期则显示出中央政权的日益强化。乡绅阶层通过乡规族约实际上行使着基层社会的司法大权厂定程度上解决了民间的纠纷。
傅衣凌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许多进步是由制度带来的，同时，有些制度亦形成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如牙行往往过分晙削商人，使商人裹足不前。制度本身的目的在建立秩序，但制度又往往被执行者所利用，使制度无法有效地执行，反而更破坏了原先的秩序。中国传统社会运行过程中，缺乏的往往不是制度设置，而是制度的被败坏。傅先生即不仅考察制度本身，亦更注重研究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诸条件，考察制度的具体实行过程，傅先生研究厘金制时，发现清廷是在已无法再从田赋、捐输、征商、发钞诸方面以打开财政的出路的背景下，向手工业者摊加的负担，它借用了会馆抽厘的互助鸠资方式，绅商阶层把抽厘劝捐作为报效政府跻身官场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体现自己在基层社会拥有权力的重要途径，积极推动着厘金制度的执行，结果各省所设厘金局“自数十处至数百处不等，有曾经报部者，有私自设立者，非委员督办，即绅士经理，其中洁己奉公者，固自有人，而营私牟利之徒，更指不胜屈”[3]。由此而酿成的纠纷乃至血案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我们觉得，傅先生这种分析是切实的，把握到了当时社会的脉动。
傅衣凌先生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是全方位的，多视角的。他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早熟性，如土地买卖农民有相对的离土自由雇工现象普遍，生产技术先进，商业发达，城市兴盛等等。高王凌先生的研究也显示：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有规律，有条理有次序有步骤，一步步由低到高的合理的发展过程。如农业中的家庭经营，土地的私有和租佃制度，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较多自由，遍布各地的市镇系统和市场制度，以及商品性的生产经营等等，如果与欧洲农业文明的相应制度相比，则无不显示出其经济有效和巨大的优越性。因此中国足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典型[4]。传统社会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就产生了诸多积极的作用，不看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全面的。以18世纪为例，圣祖、世宗、高宗倾力于经济政策的推行和贯彻，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正是这一些“发展政策”，而不是前一阶段的“恢复政策”，构成了18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因为传统社会政治权力过重，前社会残余深厚、传统政治队伍通过科举捐纳等途径不断得到更新，增强了其稳定性，社会阶层互相流动，变换，商而兼士土而兼商或农商兼业，增强了传统社会的韧性，显示出对新事物的包容力与化解力，于是，在欧洲封建社会较难出现的新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早已蔚为大观。但因为传统政治机构在不断发生着适应社会变迁的变化，除了“公”的系统之外，各种“私”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家族、乡族、会社、会馆等）都通过政府倡导和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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