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德·弗朗克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于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6]。安古斯·麦迪森测算，在1700—180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所占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所占比重仅从23。30／o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规模依然居世界经济地区之首，其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6。傅衣凌先生认识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多元结构，也认识到了这种多元结构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意识到了在适应之后许多新面貌的出现，但碍于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他害怕被戴上“为封建统治唱赞歌”的帽子，因而展示了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的另一面，这是我们必须加以原谅的。事实上，只要我们循着傅先生的论述加以推衍，是不难得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出现崩溃的现象，但有分化的征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较为缓慢、但绝不是长期沉睡”等等观点的。
意识形态是左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傅衣凌先生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他指出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有消极影响，但也不能无视其积极作用。
商业活动经常归之于官僚体系之中，商而好儒，儒而兼贾，贾不分，在人口构成中，农商不分农工不分相当普遍，家族内子弟的职业分工更增强了家族的社会适应力[1]（p195）。明清商人观念的变化，是从传统的伦理道德中脱胎而来，他们敢于大胆反抗传统对于工商的轻视，却又往往从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寻找反抗的依据，而缺乏决裂的勇气。儒家思想有积极意义，如讲究“贾道”、“贾义”，力求使自己的工商业活动与社会道德相吻合。商人们奉行“诚信”、“不欺”、“克勤克俭”等儒家信条，并实践于工商业的经营上。
傅衣凌先生发现：在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地方，封建传统意识也更为发达。反过来看，这可能可以说明这些所谓的传统因素往往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而为新经济因素的出现和壮大提供着保障。
傅先生总结了明未经济思想中出现的崇尚“奢华”的风气，在“义”的旗帜下追求利，亦无可厚非，有的则打出“良贾何负闳儒”的旗帜，这些思想观念的变更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傅先生说“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以及时尚风俗的变化，反映到意识形态方面，则出现了一些主张崇奢黜俭和工商皆本的思想家。”[1]（P146）陆楫提出禁奢节财不足以使民富，反之，奢侈却可以助长社会经济的发达工商业的繁荣[7]。这一思想颇类似于当今以消费促生产的理论。“这种崇奢黜俭的主张，真正体现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这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斗争，是以从明中叶起，人们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种种现象掀起一场争论，提出各自不同的见解，有的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主张开放贸易，反对封建政府的种种限制，有的则主张农末相资，有无相通，打破封建割据的分散局面；有的则主张开通海禁，利国利民，这些思想都说明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已超过狭窄的本地市场，而趋向全国性的范围前进，这是构成中国这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物质基础。”[1]（P146）对于章邱李开先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大胆为商人说话，肯定商人和高利贷的作用，傅先生说：“这种经济学上的新伦理定律，把中世贪欲的罪恶，转变为近代社会‘为储积而攫取和为攫取而储积’的经济原理，反映明代新的经济因素已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