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先生认识到明末社会处于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儒家学说遭到了李贽、黄宗羲等人的严厉抨击。傅先生说：“在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李贽能一扫封建礼教的传统束缚，以个性解放，男女智力平等对顽固派进行声色俱厉的驳斥，是很少见的。”[5]（P312）李贽批判了儒者不言功利及程朱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提出“人必有私”的理论，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顺应了历史潮流。李贽敢于为工商业者说话，他曾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8]对于李贽思想的进步性，傅先生充分估计到了，但并不是要无限拔高，“他只能是封建社会的进步思想家，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他的思想虽在一定的程度内反映了市民的一些要求，但不可能作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而出现于历史的舞台。”“李贽虽带有封建社会后期思想的某些烙印，也反映了某些市民的要求，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前景仍缺乏足够的认识。”[5]（p314）傅先生认为这是与李贽当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的。处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亦是这样，他对明代君权过分膨胀深表不满，却不敢触动君权；他亲自参加过商业活动，也主张开矿，发展生产事业，却反对用银，这同样是当时环境的产物。[5]（p324）由此，我们觉得傅先生既把握住了当时社会前进的脉搏，又没有过分夸大。他充分估计到了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同时又意识到这些进步的局限性，显得细致入微，又切实准确。

总而言之，傅衣凌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停滞不前，而是不断有所发展。许多早熟现象（实际上指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的现象）都是在传统社会政府政策机制下出现的，如四民阶层的流动性腐业的发达，市场的兴盛等都包含了政府政策的积极作用，因而，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直到清代仍未出现崩溃的迹象，但有分化的征兆。我们过去一味指责封建政府的商业限制政策税收政策，其实这也是政府维持社会平衡发展的必要努力。我们过去又多把传统社会内出现的市场繁荣，货币地租雇佣劳动都看成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征兆，但傅先生认识到市场繁荣有时是政府或地方豪富操纵的结果，货币地租往往更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使老百姓必须再经受一层市场的刮削，至于雇佣劳动也往往并不具有真正的自由。我们过去还多极端地称许农民战争，傅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纷争经常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纷争以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纷争。譬如捻军就是地方势力发展壮大力图反抗中央政府的一支力量。总起来看，傅先生能一贯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认识到被人们认为是落后的东西中的进步因素以及被人们称许的东西中的落后因素，体现了较强的辩证思维。

譬如，过去许多人认为永佃权是佃农反抗领主斗争的一个重要成果，傅先生则指出：“永佃权的赋予，是有两重性的，它不是单纯的为着农民的利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成为封建主统治农民的一个工具。这是中国佃权成立的要因。”[9]（p49）在论述一田多主制时，傅先生指出：“中国农村小租主——中间层人物的存在，只是中国封建制的扩大的结果，并且此种赔田的由来，也至为复杂，复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发展的缓慢，于是农民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所取得的一部分耕作权，并不能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进步的作用，相反地，却产生有许多不良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独立的自营农民的发展，在其前进道路上亦非顺利，而每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再为了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迟缓，这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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