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机制的存在，许多貌似新事物的东西被牢固地控制在传统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有的甚至为传统体制的维持发挥着有效的作用。如乡族创办的市场，“不是单纯的建筑在商业和自由的手工业上面，而是为着适应封建地主的需要，解决自然经济的矛盾而开辟的，因而这种市场有着强烈的隶属性，它保护了本地方的利益，阻碍了大缄市的出现，具有严重的封建割据性，这又是封建时代中国国内市场的矛盾的一面。”[1]（P39）。“近代上海宁波商人——镇海方家对于建造宗祠茔墓义庄，修浚河渠桥梁，十分积极，成为维持封建制的另一个有力的杠杆，新事物反成为旧事物的保护者。”[1]（P41）。

傅衣凌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帝国，这个封建帝国内由于地大物博人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阶级关系十分错综复杂，它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道路，既没有背离一般历史的共同发展规律，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中国是一个长期沉睡的社会，中国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既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欧洲社会、日本社会，也有别于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埃及、波斯等等，因为中国不像近冲东国家那样处于沙漠地带，国家的繁盛，固和水利灌溉有关，但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却始终是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或国有制。”傅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一贯发展的趋向，但在各地却表现殊异，认识和揭示这种殊异是揭示中国传统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一个基础。傅先生充分认识到中国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把它视为中国传统社会别具韧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与他长期深厚的研究积累分不开的。他曾细致地研究过江南市民经济徽商活动福建海商活动，也详尽地考察了巴山老林、荆襄山区、闽浙赣山区等人迹罕至之区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使他认识到“沿海与内陆，山区与平原，南与北均各具特点。”[5]（pl83）。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傅先生竭力倡导分区研究，譬如，他说：“明代山东、河南两省的粮食生产以及商品化作物的种植是很发达的，它和江南以及沿海各省的发展同其步骤，但其生产形态却有某些不同，它处于广漠的平原，有可能采取大量雇工的经营方式，这和南方各省的地少人多，以租佃制为主的集约的小农经营，略有差异。”[5]（P184）

傅先生的研究还表明：18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呈现出若干新的面貌，如专业化经济区域的出现，经济作物种植日益普遍，农业商品化程度有很大提高，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生产组织形式有较大变化，生产的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有所发展，商品流通领域空前繁荣，长途和短距离贸易十分活跃，出现了一些很大势力的商人集团，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繁荣地区和主要贸易商路附近出现了许多新兴的手工业和商业城镇，特别是江南地区，许多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国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思想文化领域，反映市民阶层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也纷纷出现，泰州学派主张“百姓日用即道”，以“利欲”“鼓动得人”，表现了追求经济增长的近代意识。李贽则进一步提出了个性解放的要求。我们觉得，所有这些都是传统社会多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巨大包容力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社会巨大的适应能力。

政权权力对社会发展变迁有着巨大的适应能力，因而清代重新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并没有遏制自由经济发展的势头，而是在规范秩序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经济的发展更有了良好的前景。王业键先生说：太平天国以前各主要经济区之间经济的整合程度，已超过了17世纪的欧洲，而中国的东亚邻国（特别是东南亚）的经济也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国经济联系在一起，这种整合不仅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而且还具有支持其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6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