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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蒙元史研究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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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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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进与退的二难情结是元代文人普遍的心理状态。此外有周少川《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吴寒《西域文士在元代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以赡思为个案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第2期)、余勇《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北方论丛》第1期)、聂俊亮《元代下层文人选择杂剧的心态试探》(《邢台学院学报》第3期)、韦德强《元代文人游世意识论》(《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第4期)、叶爱欣《河南姚氏与元代文化思想的整合》(《平顶山师专学报》第6期)、丁启阵《元初汉族文人的节操状况》(《文史知识》第12期)等。
文学与艺术。杨镰《元代蒙古色目双语诗人新探》(《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对元代蒙古、色目族诗人如伯颜、月鲁不花、蒲理翰及拂林人金元素进行了考察，指出元代并非传统诗文的衰退时期，元代诗坛充满活力。王广超《元词论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把元词的发展过程分为蒙元时期、元代前期、元代后期三个阶段来考察。晏选军《戴良考论——元代遗民系列研究之一》(《中国文学研究》第2期)肯定了戴良在元末文坛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明代文学的影响。刘中玉《元代文人画风变革之初步考察》(《集刊十七》)着重对元代画风变革展开了论述。同氏《元代江南文人画家逸隐心态之生成》(《元史论丛》第九辑)将江南文人画家分为三类——消极抵抗者、仕途失意者、高标自蹈者来论述他们的逸隐心态。黎日晃《略论元代雕塑发达成因》(《集刊十七》)从元朝独特的政治状况、思想管理、人才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考察了元代雕塑发达的原因。李修生《元代杂剧南移寻踪》(《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第1期)通过对元杂剧四大家与杭州关系的寻绎，考察杂剧南移的过程，并对这一重要文化现象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王福利《从曲调名看元朝俗乐曲的继承与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元朝虽然有相当数量的曲调源自唐、宋、金等，但绝大多数的曲调是蒙古族或其所辖诸族的传统曲子和一些新制曲调。同氏《元朝的两都巡幸、游皇城及其用乐》(《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对元朝的两都巡幸和游皇城活动及其乐舞配备等问题作了研究。博特乐图、杨海源《“胡尔奇”释辨》(《乐府新声)第1期)阐述了“胡尔奇”(蒙古语hugurci)一词所指的演变。尚刚《蒙元御容》(《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讨论了蒙元帝、后肖像，对它们的制作、形制及不同做法的文化差异、可能的遗存及其制作年代等作了说明。此外有王忠、费秉欣《我国元朝时期声乐的发展状况》(《齐鲁艺苑》第3期)、徐百佳《粗犷豪放、错彩镂金的元代染织纹样》(《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第3期)、余彦君《元代诗文衰落与中国士文化关系浅探》(《高等函授学报》第3期)等。
宗教信仰。才让《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从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的兴盛、藏传佛教界对蒙古王室的积极传教及藏传佛教密法的特色等方面阐述了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原因。王汉民《全真教与元代的神仙道化戏》(《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元代神仙道化戏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兴盛与全真教的兴盛有着直接关系。另有陈永国《古代蒙古社会的成吉思汗崇拜》(《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华方田《辽金元佛教》(《佛教文化》第2期)、嘉益．群培《藏传佛教和僧人在元代政治中的地位》(《贵州民族研究》第3期)、宝贵贞《元代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黄卉《邓玉宾和元代道情散曲》(《中国道教》第2期)。
四、民族、边疆史地与对外关系
刘迎胜《社会底层的汉——伊斯兰文明对话》(《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从回回人的语言演进史角度，探讨了回回人从移民集团转变为中国少数民族的过程。指出语言的演变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而且参与者主要是那些在史籍中未著姓名的社会下层群众。杨晓春《元、明时期清真寺汉文碑刻初步研究》(《集刊十七》)对撰文者的宗教身份、清真寺采纳汉文碑刻在时间地域等方面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穆斯林士人对待中国文化的主观态度是肯定儒家而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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