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其三，唐长孺先生还十分重视不同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如前举《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及《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诸篇专论，不仅深入讨论了六朝时期江南大土地所有制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土地占有的形式以及田园别墅内部的劳动编制形式和剥削方式等问题，而且探讨了江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在“山泽占领”过程中的山泽垦辟及移民问题，为以后史学界进一步讨论六朝江南之开发指明了路径。唐长孺先生曾指出：“从东汉以来，在土地制度上的历史趋向是封建大土地的发展和巩固。南北同样都朝着大土地所有制方向发展，但是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南北所走的道路不尽相同。大致上南方的大土地所有制几乎是直线上升而北方却经过一条迂回的道路。”[2](p1)并在50年代中期的论著中简要分析了导致南北差异的若干原因。而在他晚年所撰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复进一步从南北户口、南北土地制度、南北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就南北方社会经济结构展开了多视角的比较，进一步揭示出南北历史发展的差异及其主要因素。在论述唐代的变化特别是社会经济的变化包括南北人口分布、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商品经济与商税、经济重心之转移等论题上，亦对南北差异以及“南朝化倾向”多所论列，从而在理论与方法上为区域经济和比较研究提供了范例。
其四，唐长孺先生不仅在整体上对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形态有独到的理解，对经济制度和区域经济有精深的研究与思考，同时对部门经济和籍账问题等亦有许多创见。如关于官私手工业问题，关于丝织手工业技术及其在西域各地的传播问题，关于魏晋至唐城市商业、“和市”(包括“宫市”)、“商税”问题等，多发前人之所未发。而运用吐鲁番所出唐西州诸乡户口账残卷，对其账式、性质和登录内容的深入分析以及将这批户口账与敦煌所出西魏大统十三年计账、日本计账延喜大账式及阿波国计账的比较考察，则将唐代籍账制度以及课输诸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其五，唐长孺先生研究中古社会经济问题，通常上溯其渊源，下探其流变。通过长时段的考察，探寻此期经济社会变化的脉络及其特质。如有关于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西晋户调式的意义、魏晋至唐之工匠、魏晋南北朝的客和部曲、唐代的客户和色役诸篇均是。有的篇章或上溯两汉以至战国时代；有的则下推至两宋时期，体现出极为渊博的学识和广阔的历史视野。
其六，唐长孺先生研究中国中古史，特别注意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的有机联系。如研究私家田园的发展，始终与直接劳动者的身份及国家政权的干预联起来考察；讨论士族问题，则密切关注其荫客、免役之特权；研究兵制问题，则旁及户籍制度、色役制和部曲、奴婢等相关社会经济之内容。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入一点而带动一片，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并开掘出许多新课题。
总之，唐长孺先生在中古社会经济史领域内所取得的业绩及研究特色是多方面的，对这些特色进行总结，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消化和继承，对于中古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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