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唐长孺先生对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诸论题的深刻揭示是基于对史料和基本史实详加辨析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获得的。注重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和使用，注意新资料的挖掘和运用，对相关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洞悉史实之间的因果联系等，是唐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既包含了中国传统“实证”史学的优秀成分，又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示出无穷的学术魅力。

    二是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如所周知，在唐长孺先生的学术道路上，对他影响最大的前辈学人主要是吕思勉、李剑农、陈寅恪三位先生。三位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治学范围各有特点。唐长孺先生得以博采众家之长，充分继承前辈学人的研究理路和方法，既踵事增华，复独辟新径，在中古史领域内纵横驰骋，故得以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开辟新的领域，并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些在中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三是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的结合上，在历史与逻辑之统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前揭唐长孺先生有关中古社会经济史之论稿大都体现出这一特色。我赞成学术界的某些概括：“史家揭示历史真相与历史真理的深度，决定于他的史识”；“现代史家的史识，不仅须建基于历史资料的熟谙，而且须源自于宏观的理论素养。”[4](p22)唐长孺先生在中古社会经济史领域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体现的卓识，与他深厚的理论素养是密切相关的。张广达教授有言：“唐长孺先生先生一生潜心文史，学植深厚，晚年完成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的许多篇章将中国中古史的历史诠释和综合研究推向新阶段，他的卓越成就也在于他重视理论。”[7](P10)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可以说，唐长孺先生的多种论著在揭示历史真相的深度上，在对相关重大历史问题的诠释上，使吾人体悟到巨大的逻辑力量。这与他对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熟谙是分不开的，更主要的是，他能够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精髓，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和史料的特点，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自觉地运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及阐释。这与那些“大师”对外来理论削足适履硬套中国历史的研究理路或对经典著作的某些文句“贴标签”、“以论代史”的学风判然有别。

    以上所言三端，旨在说明唐长孺先生成为一代史学大家绝非偶然，也不单纯是“因缘际会的结果”，而是与他深厚的学养，优良的学风，既踵事增华，复独辟新径，高度重视理论而从实在处人手以及对学术真理不懈探求的精神相关联的。《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唐长孺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包括中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业绩从一定意义上不妨说代表了20世纪中古史研究所达到的高度，而他的学术理路和研究方法并可视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之一，均值得吾人珍视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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