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指出的是，唐长孺先生对中古社会经济问题的某些认识特别是对土地所有制性质及其地位的理解曾有所变化。变化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前述唐长孺先生1962年于中共中央党校所作《关于士族门阀制度》之演讲中，即已提到：“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门阀制度的形成及其衰落》，现在对这篇文章的某些看法作了修正，如关于门阀制度和国家土地所有制有密切联系的看法已放弃。”[7](P182)唐长孺先生放弃这一观点的具体时间尚待考订。据乌廷玉所写的一篇报道，1962年唐长孺先生在吉林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中，对自己过去在门阀问题上的某些意见有所更正。该报道称：“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唐长孺先生最近在吉林大学讲学。他在谈到魏晋以后‘门阀制度的兴衰’时提出，门阀制度和国家土地所有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而修正了他过去曾经把二者联系起来的看法。”[8]唐长孺先生发表《门阀制度的形成及其衰落》一文是1959年，故可推测唐长孺先生这一认识的变化应在1959—1962年之间。亦可以判断这是唐长孺先生在对门阀制度和土地制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新结论。这一事例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唐长孺先生在学术真理的探求上永不止步，并勇于修正自己学术观点的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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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张弓《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亚洲型”特征——读唐长孺先生师论著笔记》(载《中国中古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姜伯勤《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试论唐长孺先生先生的史学风格》、胡宝国《读唐长孺先生先生论著的点滴体会》、朱雷《唐长孺先生师与敦煌文书的整理》、陈国灿《漫卷帘衣延草色欲回春气人书丛——对唐长孺先生师研究出土文献方法的体会》(以上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另参池田温、宫川尚志分别对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所撰之书评(见《史学杂志》65—6，1956年；《东洋学报》45—1，1962年)。有关唐长孺先生在士族问题、兵志领域内之研究业绩和特色的概观性篇章，参见陈爽《近20年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载日本《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10月)、孙继民执笔《二十世纪唐研究·政治卷·兵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此系唐长孺先生于40年代初于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所撰之讲稿，多达数十册，今存唐刚卯先生处。其内容见拙文《唐长孺先生先生史学论著未刊稿叙录(一)》(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唐长孺先生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姜伯勤．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试论唐长孺先生的史学风格[A]．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李涵．教外何妨有别传——唐长孺对“义宁之学”的继承和发展[A]．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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