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以后，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左”的路线越演越烈，正常的历史研究几乎已无法开展，值得一提的只有晚清时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至于在1967年为配合批判《清宫秘史》而形成高潮的赞颂义和团、红灯照的文章，为配合“批林批孔”而陆续发表于1974―1976年间的有关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文章，都已不属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范畴了。

（二）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开始“拨乱反正”，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当然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历史的形成（到目前为止的50年已远远超过民国史的38年），越来越多的人赞成1840―1949年的历史为统一的中国近代史。也正因如此，晚清史虽然仍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清代史之组成部分的固有属性已愈益显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也有所加强，而与民国史的区分愈益突出了。有意思的是，以前在讨论近代史分期时，参与讨论的学者们或是尽力避免以清王朝被推翻的时间作为分期的节点，或是虽用作节点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上台而绝口不提清帝的逊位，现在却成了心照不宣、不证自明的自然的分期依据。90年代初陆续出齐的10卷本《清代全史》（王戎生主编），已正式将晚清史纳入其体系之中，其中的第7、第9两卷为晚清政治史的专卷。范文澜编写、蔡美彪等续编的《中国通史》（10卷本），本撰写到清代嘉庆朝为止，现也决定续撰晚清史部分，并可望在1999年底之前完稿。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中，根本就没有《中国近代史》的位置，而是将有关内容分别纳入《清史》（下）和《中华民国史》的门下。

　　但中国近代史依然有其存在的根据，晚清政治史也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人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对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之事依然有着足够的兴趣，而晚清离我们毕竟还不够“远”；更重要的是，自18世纪末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曾经落后的西方（西欧、北美再加上后起的实际上位处东方的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地区，而这一基本态势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迄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同是晚清史，从近代史的角度与从断代的角度的研究是有区别的。从断代的角度看，晚清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已是巅峰过后的下坡，是“盛世”之后的“末世”、“衰世”，是其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没落史”、“衰亡史”。而“近”本身却是相对干“今”而言，从近代史的角度审视晚清史，研究者着眼于现实，更看重的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新的力量、新的因素的形成与发展。正如刘大年所指出的：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应该反映时代发展中人们需要知道的与现实相关的过去。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就很像有人说过的，“他们是在回答谁也没有问过他们问题的聋子”(15)。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晚清政治史研究最为活跃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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