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随着一批研究单位乃至高校相关学科专业的恢复和创建，随着有关学术刊物的增多，随着各种大中小型学术会议的召开，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得以发表和出版。这些论著中，有一些是“文革”前就已写就而由于种种原因积压下来的，新撰写的论著中，也有一些是“文革”前就已有所研究积累的成果。在这些论著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册，1978年出版，第2、3册1984年出版），是一部具有近代通史性质的著作，它的前身就是《中国史搞》第4册，该书大体采用了原有的框架，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4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可惜的是，此书只出了前3册，叙述的内容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订立，比原计划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少了近20年。但它对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60年历史的叙述已较为完备了。
胡绳于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是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编写的。在这部新著中，他借用了章太炎在1906年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的机智提法，重申了自己的论点：
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16)。
胡绳还在“序言”中强调：“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胡著确系大手笔，“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17)”然而这部著作也继承了作者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过分强调“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镇压革命的原有观点，不加辨析他继续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即中央和地方同心协力镇压太平天国）错误地理解为与外国侵略者“同心灭贼”，同时也继续将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的对外宣战，“几乎描写为极其机智地借刀杀人的恶毒策略”(18)，这就多少削弱了该书应有的力度。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加之与海外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近代史既有的体系也受到了冲击与挑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是政治史甚至只是革命史的状况，对现有的框架模式与相关的结论，也试图予以突破。首先是在理论方面的探讨，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不同看法。1980年，有文章提出用“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来表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文中主要论述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等三段“重要历程”，所以这一观点又被称为“三个阶梯”说，并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赞同。这一观点发展到后来，则是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本身，也即所谓“两半”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从资本主义发展，从近代化、工业化的角度看，“三个阶梯”说有其合理之处，或可补“三大高潮”论的不足。但“两半”论本身还是有其生命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固然凸显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的一面，但同时也隐含了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因而它同样也为发展资本主义，为实现近代化、工业化的另一目标提供了根据。
我们注意到刘大年先生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对“两个基本问题”说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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