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在对于戊戌时期的后党及顽固派的研究上，有些学者更多地肯定他们思想、行为的积极方面，设身处地地评估他们所以反对某些维新措施的背景和原因。有的研究者认为，作为当时中国的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西太后如果不是真诚地支持变法维新，就不可能有1898年的变法运动，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冲突说到底并不是政策层面的冲突，而是政治主导权的冲突。对于端方、袁世凯等人在戊戌维新期间的表现，有的研究者也作了重新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有的研究者认为，袁世凯曾是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在变法关键时刻之所以背叛维新派有着许多复杂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与维新派在政策层面发生分歧，他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认识到如果按照维新派的主张行事，给中国带来的只是混乱而不是发展。但是，由于他与康有为在戊戌期间的密切交往，直接影响着戊戌维新的政治格局，是维新成败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袁世凯是否告密以及背叛维新派的问题，90年代以来的研究取向是日趋否定，有的学者对照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以为仅就此事而言，袁世凯的记载“更真实可靠”，据此可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有的研究者证明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请训政密折后，西太后即已决定回宫。因此，戊戌政变之发生，并不始于袁世凯的告密。

　　至于端方，传统的观点一般是把他划为后党，但新的说法则认为端方属于帝党，他曾积极支持参与变法，但又与维新派没有密切联系，政变后未受到重惩反而得以重用，是因为他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庇护，并通过进呈《劝善歌》而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对于中共党史人物，90年代比较严肃的研究成果依然很多，但由于某种原因，关于毛泽东及其他领袖人物的研究也多少出现一些反复，甚至有一味歌颂和神化的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热”的兴起。这次毛泽东热虽然在研究层面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复，但在社会生活层面却表现得相当明显。

　　至于陈独秀的研究，一直是吸引众多学者的题目之一。学者们不仅充分肯定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的积极贡献，而且对他晚年的若干错误，特别是他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投降主义问题、“托派”问题及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与辨析(20)。

　　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思考的时代，那么到了90年代，确实如某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已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学术界的时尚已不再以谈论思想的新奇为高，而以论“学术功底”为尚。这一学术转轨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方面也有所体现，此前学术界津津乐道的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思想家类型的历史人物，已被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吴宓、钱锺书等“国学大师”所取代。于是乎连严复、蔡元培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度极为反感而倾慕西学的思想先驱，也不幸而成为“国学大师”。

　　与这些“国学大师”的情况不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起过巨大的启蒙作用，其思想转变和成员分化也在20世纪中国政治斗争中起过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腐败和不得人心，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向激进主义方向转变。如何看待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不存在问题，人们几乎一致认定这种转变的进步意义。现在也有学者对这种转变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转变是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当他们躲进小楼从事象牙塔里的学问时，他们是清醒的，是理性的，但是当他们走出小楼，投身政治的时候，那理性似乎就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喷薄而出的激情，其选择的失误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踞于象牙之塔的超然的、无感情色彩的“智者”，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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