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赞扬文化保守主义还只是一个比较纯正的学术问题的话，那么最近若干年里出现的对周作人、汪精卫等人的研究动向，则似应看作研究过程中的一种逆流。

　　应该说，在短短的20年间，周作人研究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除了资料的建设外，更有不少有价值的专著，对周作人的社会思想、文艺理论、创作成就、翻译成就等等的研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与成就。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甚至有些著作不惜曲解事实，为周作人进行根本不必要的翻案。其主要问题有：

　　第一，抬周贬鲁，评价失衡，甚至不惜拿鲁迅充当“祭旗的牺牲”。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散文闲适、淡雅，没有人间烟火气，读之令人心旷神怡，是散文中的上品。与周作人比较，鲁迅的散文则显得太直率，太直面人生，火药味也未免显得太浓，只能算散文中的中品或下品。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比鲁迅高明，鲁迅只知道“为人生”、“揭出病苦”，太“普罗”气，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才真正表现出更广泛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就翻译成就而论，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翻译成就比鲁迅大得多。在谈到周、鲁的历史地位时，也有研究者认为，就总体而言，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要远比鲁迅高得多。

　　第二，肆意美化，大肆炒作，而不许别人说出不同意见。比如“二周失和”，有的论著貌似公允，大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实际上在字里行间却已经断案，那就是用所谓弗罗伊德的性心理学知识，暗示鲁迅对其弟媳羽太信子不无垂涎，结果周作人的“醋坛子”便被打破了。

　　在谈到周作人为什么当汉奸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时，有的研究者不顾历史事实，曲意辩解，“有说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更可笑的是，有的研究者竟然说，周作人即使当汉奸后，依然是一个高尚的人道主义者，而且即使他不当汉奸，也会有别人去当。与其让别人当，还不如让周作人当了。显然，这些论点已有失学者的基本理性，是一种过分明显的汉奸理论，其学术上的意义与价值几乎可以不提。

　　近十年来，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日本的“侵略有理”论以及与之相呼应“汉奸有理”论对中国学术界的渗透与影响。某些“学者”公然为汪精卫的卖国理论与卖国实践翻案，为汪记“曲线救国”论招魂。他们甚至提出要重估汪伪政权的历史功过，要彻底摆脱国共两党原来对汪伪政权的观点，声称“汪记南京政府”是重庆国民政府的补充，它代表了广大“灰色地带”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日本法西斯的利益。与此同时，一些歪曲历史，美化汪精卫、陈璧君、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的文章也纷纷出笼(22)。

　　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背景极为复杂，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迹象是这些历史人物的亲属及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所在地政府或团体的介入，使历史人物研究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许多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成为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许多本不该翻案的问题也重新翻案，使问题越来越繁杂。方伯谦、严复等人的研究都存在这些问题。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后人和所在地的政府或团体希望对这些历史人物评价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一些纪念性的讨论会多说好话，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科学，如果历史学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事实，就只能沦为一种“史学广告”，为亲者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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