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指责这些传统的正面历史人物相呼应，过去被视为反面的一些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开始重新走红。80年代中期，冯友兰在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哲学的历史时，最先提出对曾国藩及太平天国进行重新研究，至长篇小说《曾国藩》的出版，人们对曾国藩及太平天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圣人，原来被歌颂的农民领袖，则成了腐败、无耻的化身。

　　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研究相比，90年代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比较倾向于稳健的改良，而批评维新派某些过于激进的主张，试图从各个角度论证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人全面追求现代化的最初尝试，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先导，加速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成为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真正开端，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甚至可以说戊戌维新是一场政治体制的革命，是中国从传统中华秩序向近代国民国家体制转变的最初尝试(19)。

　　鉴于对戊戌维新运动总体评价的变动，学术界在对戊戌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也有不少新意，研究面也较往日有很大的拓宽。除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入外，对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其他维新派人士、帝党、后党、洋务派、顽固派如翁同？、张荫桓、张之洞、黄遵宪、张元济、刘光第、张謇等人的研究都有一些新进展，基本上肯定他们在维新变法期间的贡献和作用。

　　在对康有为的评价上，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不再泛泛地谈论康有为的贡献与局限，而是着力于探讨康有为思想主张的细节，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分离行政和议政机构，设立总揽变法的议政机构制度局或懋勤殿，试图对封建制度和政体进行初步的实质性的改革，从而使戊戌维新成为有别于洋务运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于原来研究所认定的康有为落后保守的一面，如利用孔子鼓吹变法、尊君权抑民权、主张以孔教为国教等等，都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大多也能自圆其说。

　　至于梁启超的研究，90年代以来出版了几本梁启超的传记，这些传记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过去对梁启超的批评，更多地肯定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其晚年则比较多地留恋中国传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赞成帝制复辟。如何评价严复的这些变化与思想，几十年来一直困惑着中国学术界。90年代以来连续举办过几届严复学术讨论会，对于推动严复研究有个小的帮助。大多数学者都充分注意和肯定严复在传播西学，认识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方面的贡献。但在解读严复思想的内涵方面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倾向，一是宣扬新权威的一些非史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将严复崇拜为中的近代权威主义的先驱，而另外一些信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视严复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者，甚至有学者认为严复对自由主义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在思想倾向上更接近新自由主义而远离古典自由本义。在对严复晚年思想与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的评估上，学者之间的分歧一直比较大，有的认为严复晚年实际上已经边缘化，对思想、政治的影响力已经不大，有的认为严复的思想并不存在前后期的明显分野，只是前后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至于谭嗣同，一直没有人否认他是近代中国冲破封建罗网的闯将和积极推行变法维新的勇士，他的仁学思想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正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构成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青年文化精英，他们对传统主流文化的挑战，不仅对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而且对此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二、三代青年文化精英都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到了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指责谭嗣同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先驱，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激进主义政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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