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但似乎依然重复着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进行的工作，所要论证的依然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于那些统治阶级中的历史人物，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没有及时转变到研究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经验教训方面来。这从当时一些主要成果的研究范围和重点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1949―1965年间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那些“正面”的历史人物，如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太平大国运动中的洪秀全、洪仁？，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维新派，辛亥革命中的革命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等等，而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反面”人物，诸如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道光帝、西太后、光绪帝以及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蒋介石，以及那些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历史人物，除了一些批判性的、宣传性的小册子外，相对说来缺少具有学术理性的研究著作。据不完全的统计，1949―1965年间撰写的林则徐以及与林则徐相关的传记性著作有12种，而同时期关于曾国藩的只有一种，还是范文澜在1949年之前写作，1951年修订重印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由此可以概见此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趋势与倾向之一斑。
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学界对历代农民起义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主要人物尤其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等更是歌颂的主要对象。相对于太平大国、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来说，洋务运动的历史人物研究在50―60年代是比较寂寞的，因为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洋务运动基本持否定的态度。洋务派实业家和思想家在1949年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很少有人专门从事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65年间发表关于马建忠的论文3篇，王韬的4篇，冯桂芬的14篇，陈炽的l篇，郑观应的9篇，而同时叫关于石达开的有25篇，秋瑾的43篇，关于洪秀全、李秀成、孙中山等人的研究论文则都在数百篇(2)。由此可见当时的研究重点之所在。关于清朝廷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曾国藩的研究不仅成果甚少，而且结论也欠公允。曾国藩的研究以范义澜的成果最为著名，但他简单地将曾国藩界定为单一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明显具有借古讽今，影射蒋介石集团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投降卖国的意思，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著，不如说是一篇政治宣言。从学术的立场观察，这篇文章的某些结论也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比如著者反复强调曾国藩服务于清廷，断定他是“出卖民族的汉奸”，这种观点已远远超出时代要求的范围，具有苛求古人的倾向。范文澜说：“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3)”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成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一部满汉斗争史。
这时期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实际成果虽说不算太多，但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探讨却有很大的进展。广大史学工作者甚至包括那些久已成名的史学家都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总原则。但是对于评价历史人物是否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共同标准，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必先设定一些固定的限制或者硬拟定出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的，想以一个固定的公式来加以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不能允许的，事实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4)。这种观点虽然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显然不期望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教条来运用。
也有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统一的、固定的共同标准，而不能随着政治需要而随意变换标准。表扬或批评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些历史人物的某些方面，这和当前的政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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