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时政治生活中一以阶级分析作为万能工具相对应，学术界在讨论怎样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自然要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而且必须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出身、家庭无疑是应该着重考察的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的或者说决定一切的方面。阶级分析不是唯成份论，不能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否则，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6)。

　　就理论而言，人们都承认历史人物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研究中究竟如何看待和分析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只有把历史人物的活动放到全部历史发展的进程里考察，不仅跟前代比，也要跟后代比，才能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判断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提供了前辈们所没有提供的东西；而分析其局限性，则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没有做到他们的后辈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指出某些历史人物的活动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实际上是已经站在较高的境界来评价那些前辈的活动的不足和局限性。因此，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局限和不足，又必须和他们的后辈所提供的新的东西进行比较，否则便很难看明白他们的贡献和不足。

　　在怎样处理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政治操守以及私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生活方面出发，也就是应以政治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尺度。个人生活、作风等问题虽然对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次要的、个别的，不是评价他们历史功绩的唯一标准。还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当然应该以他们的政治实践为价值尺度，但是这并不排斥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个性的估计。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个性是从属性的东西，必须结合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阶级性来进行考察。当然也应该注意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7)。

“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际评价，都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只是到了“文革”十年，才完全走上了以政治为中心，与学术全然无关的歧途。

二、从拨乱反正到初步繁荣

　　1976年“文革”结束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学者们突破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的束缚，开始纠正形而上学和教条化、简单化的偏向，力求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人物，学术空气日趋活跃，研究工作不断有新的进展、成果也开始增多。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问题，是历史人物研究的指南。因此，史学界在批判“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同时，迅即在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问题上再次展开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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