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繁荣中的问题

　　90年代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面较80年代更加广泛，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许多过去不曾被学者关注的历史人物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历史人物传记的出版也远比过去丰富多彩。在80年代中国近代史领域，现代化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到了90年代便开始出现一些从“现代化”的立场上重估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论文和专著。

　　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重观近代中国的历史，许多问题似乎都值得提出来重新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自80年代中期以来，分歧越来越大。

　　关于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物，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鸦片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诸如鸦片战争前清朝廷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究竟是不是林则徐促使道光皇帝下令严禁鸦片贸易？琦善是不是卖国贼？他有没有陷害过林则徐？关天培之死与虎门战败是不是琦善的过错？尤其是在关于林则徐的评价问题上，研究者们更是莫衷一是。

　　作为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物，林则徐身上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他一方面主张对外抵抗，反对侵略，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蒋廷黻早在30年代就指责过的那样，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17)。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贯沿用的坏人当道、好人遭厄的“忠奸模式”不能解释鸦片战争的必然失败，否则“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18)。

　　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中国总是被侵略，因此从道义上看，中国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而西方列强总是非正义的侵略者。晚清以来的官绅阶层和20世纪的一些知识分子，便往往以此为理由把肯定西方和检讨本国弱点或错误的言论视为大逆不道。出现这种思想的背景主要在于，评价者忘记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除了反对侵略，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外，还有一个如何使中国尽快走向现代化的任务。而中国如欲走向现代化，就要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就要反对本国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正是从这个立场上，总是先走一步地看到这一点，总是在反对西方侵略的同时，也充分肯定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对本国的文化传统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攻击与渴望总是正确的，但又总是不合时宜的，因而在其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总是要受到人们这样那样的非议。正是从这种观点来观察，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被诬为“汉奸”、“买办”、“卖国贼”等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近代国人太容易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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